云峰四山北朝刻石作者分类考_胶水船夫_新浪博客

    【内容提要】：北魏郑道昭任光州刺史、青州刺史期间，在今山东平度天柱山，莱州云峰山、大基山，青州玲珑山上主持刊刻了40余处刻石。北齐年间，郑道昭三子郑述祖复为光州刺史，又在天柱山、云峰山、大基山上主持刊刻了5处刻石。传统上称以上北朝刻石为云峰刻石。自包世臣开始，这组刻石的作者属于魏书的定为郑道昭，属于隶书的定为郑述祖，历史几成定论。

    笔者认为，云峰四山魏书刻石数量巨大，风格多样，而且相差悬殊，用笔习惯也不一致，不可能出自郑道昭一人之手；隶书刻石风格不一，也不全是郑述祖所为。本文从这些刻石的艺术风格、用笔习惯、行文语气、镌刻位置等方面入手，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将历代著录中涉及到的大约50种北朝刻石的作者进行了详细分类考证，力图还郑道昭书法以本来面目。

    据考，云峰四山刻石属郑道昭书丹的有10种，多为题名小品；以《郑文公上、下碑》为代表的魏书作品数量最多，有23种，是郑道昭光州任所的僚佐所书丹；青州玲珑山上的4种刻石，书丹者是郑道昭平东将军府外兵参军。

    北齐刻石共5种，其中4种由郑述祖光州任所的僚佐完成，只有《天柱山颂》的作者是郑述祖。

    另有8种刻石，作者为道士、民间艺人和刻石工匠等，书法水平明显较低。

   【关键词】：郑道昭  云峰刻石  作者分类   

    一、引言

    郑道昭（？－516年），字僖伯，自称中岳先生，北魏荥阳开封（今属河南）人，中书令郑羲次子。《魏书》称其“少而好学，综览群言”，“好为诗赋，凡数十篇。”历官秘书郎、通直散骑常侍、国子祭酒、秘书监、荥阳邑中正、平东将军、光青二州刺史等。卒赠镇北将军、相州刺史，谥曰“文恭”。

    郑道昭于北魏宣武帝永平三年（510年）出任光州刺史，延昌二年（513年）调任青州刺史。短短几年时间，他在光州辖内的云峰山、大基山、天柱山和青州辖内的玲珑山上共主持刊造刻石多达40余处。

    郑述祖（？－565年），字恭文，郑道昭三子。少聪敏，好属文，有风检。历官所至，皆有惠政。天保中拜仪同三司、兖州刺史。在担任光州刺史期间，在天柱山、云峰山、大基山主持刊造刻石5处。

    云峰刻石的著录和研究，始于北宋末年的赵明诚。他在《金石录》中，收录《郑羲上碑》、《郑羲下碑》、《东堪石室铭》、《登云峰山诗》（即《论经书诗》）、《哀子诗》、《天柱山铭》、《云峰山题记》（即《重登云峰山记》）等7种刻石。赵明诚确定了5种刻石的撰文者，至于书丹人，则一概没有提及，可见赵明诚的治学态度是非常严谨的。之后，郑樵《通志·金石略》、陈思《宝刻丛编》亦相继著录，但刻石数量及提出的问题，均未超出赵氏的范围。此后直到清代乾、嘉之前，再未有人提及。清代中后期碑学兴起之后，云峰四山北朝摩崖刻石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包世臣著《艺舟双楫》，大力提倡北碑之后，著录和研究者越来越多，收入刻石的数量由最初的7种达到40余种。

    包世臣{dy}个得出云峰刻石“书出一人”的结论，这组刻石的作者属于魏书的统统定为郑道昭。隶书刻石的作者一般认为是郑述祖，后人大多尊崇这一说法，历史几成定论。

    笔者认为，云峰四山魏书刻石风格相差悬殊，显然不是出自郑道昭一人之手；隶书刻石也不wq是郑述祖所为。综合分析比较这些刻石，大体可以归类整理出书丹者。

    二、云峰四山北朝刻石总目

    历代著录云峰四山北朝刻石，数量不一，统计方法也不一样，多有交叉和重叠。为便于检索，现将历代著录中涉及到的四山北朝刻石开列如下，共有50种。

    天柱山刻石有7种：

1、《郑文公上碑》

2、《东堪石室铭》

3、《上游下息题字》

4、《天柱之山题字》

5、《姚保显造石塔记》

6、《天柱山铭》（原石已毁）

7、《天柱山颂》（又名《四言诗残刻》）

    云峰山刻石有23种：

1、《郑文公下碑》

2、《论经书诗》

3、《咏飞仙室诗》

4、《耿伏奴题字》

5、《观海童诗》

6、《右阙题字》

7、《九仙之名题字》

8、《安期子题字》

9、《王子晋题字》

10、《赤松子题字》

11、《浮丘子题字》

12、《羡门子题字》

13、《神人子题字》

14、《鸿崖子题字》

15、《列子题字》

16、《赤子题字》

17、《云峰之山题字》

18、《当门石坐题字》

19、《山门题字》

20、《左阙题字》

21、《重登云峰山记》

22、《石匠于仙题字》

23、《石匠于仙人题字》

大基山刻石有16种：

1、 《南山门题字》

2、 《朱阳台题字》

3、 《青烟寺题字》

4、 《玄灵宫题字》

5、 《北山门题字》

6、 《白云堂题字》

7、 《置仙坛诗》

8、 《中明坛题字》

9、 《青烟里题字》

10、 《岁在壬辰建题字》

11、 《仙坛铭告》

12、 《郭静和题字》

13、 《云居馆题字》

14、 《石人名题字》

15、 《双钩白云堂题字

16、 《白云堂畔题字》

    玲珑山刻石有4种：

1、 《游槃题字》

2、 《白驹谷题字》

3、 《白云堂中解易老题字》

4、 《登百峰山诗》

    《解衣冠处题字》、《哀子诗》仅见著录，未见刻石及拓片，不计算在内。

    三、以《郑文公上、下碑》为代表的魏书作品数量最多，有23种，是郑道昭光州任所的僚佐所书丹

   《郑文公上碑》（图1）、《郑文公下碑》是云峰四山魏书刻石的代表作品，传统认为是郑道昭撰文并书丹。通过分析可以看出，《郑文公上、下碑》的撰文者和书丹者都不可能是郑道昭。

    南北朝时期，至今还没有见到儿子为老子书丹碑文的先例。儿子为老子撰写碑文，在汉魏六朝个人文集中也极少见到，即使有，也应该使用{dy}人称，而不是《郑文公上、下碑》中的第三人称。一个出身豪门大族、身为从二品高官的郑羲，死后竟无人为之撰写碑文并书丹上石，还得由儿子亲自为其颂功扬名，既不符合郑羲的身份和地位，也有悖世俗。

   《郑文公上、下碑》均刊刻于永平四年（511年），上碑中，郑羲字“幼麐”，下碑却变为“幼驎”。二字虽音义一致，但写法迥异，古人名字用字极为考究，不能随便代替。上、下碑刻于同一年，从书法风格上看出自一人之手，若是郑道昭书丹，写错了先父的名字，那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南北朝时期，避家讳之风甚盛，闻讳必避，动辄得咎。郑道昭出身名门望族，自幼饱读诗书，又常年担任文职官员，熟知礼仪。如为先父撰写碑文并书丹上石，直呼父亲郑羲大名而一点不避家讳，有悖常理。料想郑道昭不会干这等遭人唾骂之事。

    郑羲卒后，尚书奏谥曰“宣”，诏以“羲虽宿有文业，而治阙廉清”，改谥“文灵”。依谥法，“博闻多见曰文，不勤成名曰“灵”，“灵”乃无道之谥。《郑文公上、下碑》中公然纂改了谥号，将“灵”字删去，变成了“郑文公”。郑道昭作为朝廷命官，又熟悉本朝典章制度，未必敢冒欺君之罪而亲自为文书丹。

    北魏时期，光州辖东莱、长广、东牟3郡，郡辖14县，辖区包括今整个胶东半岛，光州刺史是{zg}行政、军事长官。尽管郑道昭雅好山水，热衷于求仙访道和吟咏题镌，但也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在一年之内完成如此高质量、高难度的煌煌巨制。《郑文公上、下碑》刊刻时，郑道昭已近花甲垂暮之年，在如此险要的摩崖上书丹上石，不仅不符合郑道昭的身份，其体力也未必能够胜任。

    笔者曾力图找寻包世臣将《郑文公上、下碑》的书丹人定为郑道昭的依据，结果一无所获。史书中不仅没有其亲自书丹的丁点线索，甚至从未提及其工书。查《魏书》和《北史》，仅称郑道昭好为诗赋（云峰四山共刻其署名诗作5首，可证史书所记不诬）、长于吏治，但找不到其善书的只言片语。{dy}次将《郑文公上、下碑》收入《金石录》的赵明诚，亦仅指出郑道昭“为其父摩崖石刻二碑焉”，主持刊造而已，未明确指定作者，这一点也可印证赵明诚治学之严谨。云峰四山刻石中，都没有提及郑道昭工书，只在《郑文公下碑》中，有称赞郑道昭“才冠秘颖，研图注篆”的句子，好像与书法沾上一点边，为后人认为郑道昭工书引为重要证据。其实“研图注篆”与上碑“研图注史”含义一致，是指郑道昭做过典籍、文书之类的工作，并通达经史古籍，不能望文生义解释为善于篆书，或穿凿为善于书法。

    郑道昭调离光州52年之后，三子郑述祖复为光州刺史，在云峰山、天柱山上先后留下的隶书刻石资料中，亦未明确指出《郑文公上、下碑》是由其父郑道昭书丹。《重登云峰山记》中有“对碣观文，发声哽塞，临碑省字，兴然泪下”，“此山正南四十里有天柱山者，亦是先君所号……其山上之阳，先有碑碣，东堪石室，亦有铭焉”；《天柱山颂》中有“泣观遗碣，号诵余篇”等句，有人从这些句子入手分析，断定《郑文公上、下碑》的作者是郑道昭。笔者认为这种判断是经不住推敲的。郑述祖“自幼游此”，52年之后旧地重游，见到了祖父的碑记和先父的遗迹，睹物思人，难免生出些感慨，不一定非是先父亲自书丹的碑记才能触发郑述祖的情怀。

    其实，关于《郑文公上、下碑》的作者，碑文中已透露出一些信息，在上碑第15行和下碑第40行均有“于是故吏主薄东郡程天赐等六十人，仰道坟之缅邈，悲鸿休之未刊，乃相与钦述景行，铭之玄石，以扬非世之美”的记述，碑文的撰写者应该是郑羲的门生故吏程天赐等人。至于由谁书丹，则较难确定，照常理推测，一般也应该是程天赐一班人。但碑刻刊造时，郑羲已故去19年，其门生故吏垂垂老矣，为文尚可，亲自书丹恐怕已力不从心了。郑道昭“好为诗赋”，名重当时，在他周围聚集着一群能诗善书的文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书丹者一般应是这些光州任所的僚佐。青州玲珑山的刻石风格与云峰三山刻石风格差别很大，说明玲珑山刻石书丹人已换成了青州任所的僚佐。

    与《郑文公上、下碑》风格一致的刻石有：《东堪石室铭》（图2）、《咏飞仙室诗》、《观海童诗》（图3）、《九仙之名题字》《安期子题字》、《王子晋题字》、《赤松子题字》、《浮丘子题字》、《羡门子题字》、《神人子题字》、《鸿崖子题字》、《列子题字》、《赤子题字》、《左阙题字》、《南山门题字》、《朱阳台题字》、《青烟寺题字》、《玄灵宫题字》、《北山门题字》、《白云堂题字》、《置仙坛诗》（图4）。23件作品都镌刻在光州辖内的三座山上，书丹者应该是光州任的僚佐。

    四、郑道昭书丹的刻石有10种

    云峰四山50种北朝刻石中，都没有署上书丹者的姓名，为我们的甄别工作带来很多不便。但还是有一处刻石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使我们能够一睹郑道昭书法的真实面貌。

    这处刻石就是位于云峰山西峰东壁的《右阙题字》（见图5）。刻石内容是：“云峰山之右阙也，栖息于此。郑公之手书。”细审此刻，位于刻石末尾的“郑公之手书”5字，字较前面小一些，刻石方向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不像是一个人的作品，显然是他人补题。那么，前边的题字“云峰山之右阙也，栖息于此”11字，就应该是“郑公”郑道昭的手迹。

    从这则刻石的风格入手，可以进行归类。这种风格的刻石共10种，它们是：《天柱之山题字》、《上游下息题字》、《右阙题字》、《云峰之山题字》、《论经书诗》、《山门题字》、《当门石坐题字》、《中明坛题字》、《青烟里题字》、《岁在壬辰建题字》。

    这一组作品不仅风格一致，结体和用笔都很统一，甚至一些笔画的书写习惯都很固定，而且在其它刻石中都见不到这种笔画安排。例如：“鄭”字，左偏旁“酋”字上面的两点呈“八”字状向左右分开；“道”字，“首”字上面的横特别长，把“走之”全部盖在了下面，这个书写习惯非常特殊；“昭”字，右偏旁“召”的上部可以简化成两个点，在这组字里右面的点变成了一个长撇，把左边的点托在上面；“雲”字，雨字头左边的点变成了长撇，等等。这些都不是偶然的巧合，是一个人短时间内书写风格相对固定的真实体现。

    据《重登云峰山记》郑述祖所言，云峰、天柱二山是由郑道昭命名的，《天柱之山题字》、《云峰之山题字》由郑道昭本人完成比较符合当时实际。

    这10种刻石还有一些共同点：刻石的位置山势比较平缓；除《论经书诗》外刻石字数都很少，大部分是题名；书写都比较随意，用笔自由，中锋、侧峰、藏锋、露锋交替使用，点画长短方圆不拘，自由灵活。这些也都比较符合郑道昭的身份、年龄和身体状况。

    需要说明的是，《论经书诗》（图6）刻石用笔变化比较大，好象是两个人合作而成，16－19行显然不属于这一组的风格，当属别人代笔，代笔人的风格跟《郑文公上、下碑》一致，应该是郑道昭的僚佐。这则刻石大部分是由郑道昭完成的，所以划在郑道昭名下；《当门石坐题字》（图7），“郑公之所当门石坐也”，从风格上看属于这一组，从文字上看，自己称呼自己为“郑公”，颇有牵强之处，在没有确凿的证据加以否定前，暂时划在这一组内。

    郑道昭书法的代表作品是《上游下息题字》（图8）。

    五、青州玲珑山上的4种刻石，书丹者是郑道昭平东将军府外兵参军

    以《游槃题字》（图9）为代表的青州玲珑山上的4种刻石，结体紧峭，用笔方折，笔毫铺开，显得苍老而厚重，与光州三山风格迥异，反而接近龙门造像书风。说明这组刻石既不是郑道昭书丹，也非光州僚佐所为。

    《登百峰山诗》（图10）是一通碑刻，原立于《游槃题字》和《白驹谷题字》的上部，今已残为两截，下截去向不明，上截今存故宫博物院。诗碑的左侧刻有“平东府兼外兵参军……”的款铭。据赖非先生考证，北魏时，出任地方刺史者多是文官衔兼任武职，郑道昭即是以平东将军的头衔出任为光州刺史的。后转青州，将军衔如故。“平东府”，全称应为“平东将军府”，乃郑道昭幕府。

    幕府为地方军政长官的军事参谋和智囊团，因而幕僚也用参军事的名义。参军一职，至南北朝遂直接以官名，晋以后置外兵参军，又分外兵为左、右。北魏沿置。显然，诗碑侧这位署名的外兵参军，当是郑道昭平东将军府中的幕僚。《登百峰山诗》应为此人所书，与此同类的其他几cf笔大字，即《游槃题字》、《白驹谷题字》、《白云堂中解易老题字》也同出此人之手。

    六、北齐刻石4种由郑述祖光州任所的僚佐完成

    天柱、云峰、大基三山北齐刻石全部是隶书，计有《天柱山铭》、《天柱山颂》、《重登云峰山记》、《云居馆题字》、《石人名题字》5种。《天柱山铭》中有“郑述祖作”字样，传统上将这组刻石定为郑述祖所书。

从五种刻石的风格上看，《重登云峰山记》、《云居馆题字》、《石人名题字》和《天柱山铭》风格一致，布局承接汉隶，字距较大，行距较小，空间疏朗。用笔方折，沉着厚重，有《张迁碑》遗韵。这组刻石是同一人所为。《天柱山颂》从布局和结体上看，跟前四种都不一样：布局上一反汉隶规矩，字距变小，行距加大，类似以后的楷书布局。用笔减少了汉隶的波折，增加了不少楷书和行书的成分，变得圆转和灵活。总之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两组字不是出自一人之手。

    《重登云峰山记》（图11）是一篇记游之作，《掖县志》认为是“莱人刻石记事”，祝嘉先生认为是郑述祖作文并书丹，“不过用莱人口气罢了。”笔者认为这通刻石为文和书丹都不可能是郑述祖。

    1、题记在行文上使用的是第三者的语气。文章反复提到郑述祖，皆尊称为“公”，如“公与仲兄豫州敬祖”、“公年始十一”、“公之所抚，莫非大蕃”、“公乃曰”等等，这是文章作者对郑述祖的尊称。行文充满了对郑道昭的崇敬之情，还有“虽复曽闵之诚，讵能过也”之类的夸词。以郑述祖的身份，不会假借他人之手做这样的文章。

    2、文章介绍郑述祖的身份时，称他为“文恭公荥阳道昭之子”，直呼郑道昭的名字，不加避讳。而在转引郑述祖追述父亲旧事时，郑述祖都是称父亲为“先君”，如指云峰山“此是先君所名”，天柱山“亦是先君所号”，云居馆“亦是先君所立”，绝不直呼其名。《天柱山铭》署名郑述祖作，称呼郑道昭为先君、公、先公等，如“先君文恭公之所题目”、“公禀气辰象”、“非公勿许”、“公久阔枌榆”、“文贞公迹状”、“赫矣先公”等，而且上面空出一格以示尊重。前文已经谈过，南北朝时期非常讲究家讳，如果是郑述祖作文书丹，决不会直呼其父之名。

    3、《重登云峰山记》刊刻于云峰山左阙比较显要的位置上，左下边是《左阙题字》，右下边是《山门题字》，南边下部还有《当门石坐》题字。按当时的避讳风俗和题刻习惯，见到先人名讳或遗迹应该避让，刻在它们的下面，以示恭敬，决不能凌驾其上。郑述祖出身世家大族，深受儒学熏染，不可能作出有违世俗的事情。

郑述祖年幼时曾跟随父亲郑道昭在光州任署度过一段少年时光，所以在《重登云峰山记》中有“吾自幼游此，至今五十二年，昔同至者，今尽零落，唯吾一人重得来尔”的感慨之词。重归旧地，大有“若归桑梓”之感，并在僚佐陪同下寻访先人遗迹，观碣省文，不胜唏嘘。他的这些活动，始终是在僚佐陪同下完成的，他的心思和计划僚佐最了解，也只有僚佐才最有为主子刻石留名以求欢心的动机。如果这样的推断尚有道理，这则刻石的撰文和书丹者应该是随同郑述祖同赴任所的僚佐。

    由此可以看出，《云居馆题字》、《石人名题字》和《天柱山铭》的书丹者也应该是郑述祖的僚佐。所不同的是，《天柱山铭》（图12）是由郑述祖亲自撰文，《云居馆题字》、《石人名题字》的文字也极有可能是郑述

祖酌定。

                                                                                         图12  《天柱山铭》

    另从作者人称、行文语气、刻石位置等方面分析，只有《天柱山颂》刻石的作者是郑述祖。

    七、《天柱山颂》刻石的作者是郑述祖

    《天柱山颂》(图13)是一首四言诗铭刻，应该出自郑述祖之手。

                                                                                                  图13 《天柱山颂》

    1、文中有“乃吾不敏，踵迹莱边。泣观遗碣，号诵馀篇。”等句，文章应是郑述祖在光州刺史任内寻访先人遗迹时所作。

    2、《天柱山颂》刻在《郑文公上碑》碑座的左下部，这个位置是很耐人寻味的。上碑周围不乏平坦的巨石，碑侧也很平滑，作者弃而不用，单单选择如此卑下的位置。按当时的避讳风俗和题刻习惯，作出这个抉择的只能是郑述祖。

    3、光州辖内与郑述祖有关的隶书刻石共5件，有4件出自僚佐之手。郑述祖出生书香门第，诗书风流乃文人雅事，面对山上众多先人题刻，不留下点笔墨反而是不正常的。他人书丹不可能选择这么个逼仄的位置，作者非郑述祖莫属。

    八、其他刻石作者考略

    1、《仙坛铭告》（图14）刻在大基山道士谷内，是保护大基山松林草木的告示。这则刻石笔画绵软乏力，结体呆板，从作品的风格看,既不似郑道昭，也不似郑道昭的僚佐。从作品的内容看，有“松林草木有能修奉者，世贵吉昌，慎勿侵犯。”的句子，从告示的语气看显然不是出自官方。郑道昭作为地方{zg}行政长官，也不可能为了一座山的“松林草木”刊刻铭告。大基山是道教圣地，按常规，山中“松林草木”的产权属于道士。郑道昭爱好求仙访道，与山中道士关系密切，{zd0}的可能是道士利用了郑道昭的威望刊刻了这则铭告。

     2、《姚保显造石塔记》刊刻于天柱山西侧的东魏石窟内。北朝石窟造像大都是民间艺人制作的，随之刊刻的题记也是出自他们之手。这则题记的作者当然也就是当地的民间艺人。

    3、《耿伏奴题字》刻于云峰山上，共“耿伏奴从驾”5字。从题刻位置、刻字大小等方面分析，作者地位卑微。刻石很不经意，布局歪斜。按当时的交通条件，郑道昭出游肯定会有一大帮属吏随从，刻石作者应该是下层属吏，也就是耿伏奴本人。                                         

    4、《石匠于仙题字》和《石匠于仙人题字》（图15）刻于云峰山上。这是云峰四山最拙劣的两处刻石，线条尖刻直露，结体无度，刊刻荒率，几不成字。作者显然就是识不了几个字的普通石匠。自北魏以后，云峰山不断有建筑、造像和刻字工程，这些都需要由石匠来完成，哪个石匠心血来潮，随手刻上几个字，是再正常不过的。至于什么时间完成，则很难断定，从风格上看要晚于北朝。

    5、《双钩白云堂题字》（图16）、《白云堂畔题字》刻在大基山上。《双钩白云堂题字》刻在《白云堂题字》的南面，三字为双钩，云峰四山刻石中所仅见。《山东通志》称“北魏郑道昭双钩白云堂刻石”，但在刻石右边另有《白云堂畔题字》，称“此南白云堂三字是仪同三司、光州刺史郑述祖之也”，字多剥泐不可辨。据此可以断定此三字非郑道昭书，但是否为郑述祖书，还不能即下断语。且不说当时不知是否有了双钩书，仅就云峰四山中，我们看到的北魏书全是正书，而北齐刻石全是隶书，几无例外。此三字结体呆板，笔画平直，艺术性不高，郑述祖不至于就这么个水平。再说此处不远本来就有郑道昭主持刊造的《白云堂题字》，郑述祖再来搞一个《双钩白云堂题字》，岂不是画蛇添足？这两处刻石最有可能是当地文人中好事者所为。

    6、《郭静和题字》（图17）刻于大基山中，刻石有着独特的个人风格，且jc一例，应该就是作者题名，类似于今天的“某某到此”，从行文口气上看，作者应为太原道士郭静和。太原郭氏是北魏大姓，与荥阳郑氏都是名门望族。郭静和本是洛京道士，客游光州，在道教圣地大基山题记留念，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图17  《郭静和题字》

附：

云峰四山北朝刻石作者分类一览表

注释：

《云峰刻石调查与研究》，齐鲁书社，1992年6月。

包世臣《艺舟双辑》。

子题字》四仙题字原石久佚，2000年9月修建盘山石阶清理路基时重新出土。

《书法类型学的初步实践》124－125页，赖非著，深圳金星出版公司2003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