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8世纪,西方已处于初步发展的火器时代。中国处于冷兵器与火器并用时期,gj、刀、矛大量地装备清朝军队。清军使用的火绳枪,虽有燧发枪而未装备于部队。西方军队主要使用的是燧发枪,滑膛枪的设计造制技术已经成熟。18世纪中西方火枪技术模式和机制原理上大体相同,中国的铸炮工艺较粗糙。18世纪中国军事科学技术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西方那样的科学理论、实验、技术这三者之间的循环加速的内在机制。
关键词:冷兵器;火器;科学理论;实验
中图分类号: K25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612x(2003)04-0034-07
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解释,武器装备(Weapons and Equipments)是指武装力量用于实施和保障战斗运行的武器、武器系统和军事技术器材的统称,通常分为战斗装备和保障装备,战斗装备是指在军事行动中直接杀伤敌人有生力量和破坏敌人各种设施的技术手段,保障装备是为了有效使用战斗装备所必需的军事技术器材。如果用18世纪清代官私着述及档案的表达方式来说,武器装备这一概念应当称之为“军器”。军器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在当时,刀箭枪炮等物统称为军械。从狭义上讲,军器即是指jy器械而言,但广义上的军器不仅包括军械,而且包括军装、军帐、船只以及其军中所用之器具。《皇朝通典》下面这段话概括了清代军器的基本的状况:“凡给发军器,金鼓以示进退之节,海螺以定朝昏之聚散,旗纛以一瞻视,甲胄以卫身,器械以制敌,各营兵之专习者为gj、为鸟枪、为炮、为藤牌,兼习者为长枪、为大刀、为挑刀,水师则有排枪、钩镰枪、标枪、大斧、火箭之属,水陆异用,险易异宜,习者期纯熟,教者期专一,大炮以兵千名设十炮为率,郡邑城守、沿海沿边及水师战舰各驻炮于其所,若兵少及非要隘营汛,贮炮于督抚提镇驻扎之地,需用乃发,以时演放如法”[1]。罗尔纲先生在《绿营兵志》中说,清代的军器“论其功用,可分为三方面:{dy},是施号令的,如旗纛、金鼓两类。第二,是进攻的,如弓矢、枪炮、刀斧、矛戟、椎梃、梯冲六类。第三,是防护的,如甲胄、蒙盾两类”[2](p379)。罗尔纲先生对清代军器的分类是有其分类依据的,而罗先生根据清代《皇朝文献通孝》等官私着述都将战船归入军器门内而依例不变予以讨论,也是符合现代军事学关于武器装备的界定的。军器的种类、性能及造制在18世纪,西方已经处于初步发展的火器时代,而中国却仍处于冷兵器与火器并用时期。
一、冷兵器的延续
在18世纪,gj被大量地用于装备清朝军队。雍正帝自矜地说:“自古以来,各种兵器能如我朝之弓矢者,断未之有也。”据记载,造制弓胎用榆木等弹性韧性好的竹木材料。箭杆以杨木、柳木、桦木为质,取圆直之杆成之。于杆中间取一点,使杆旨尾平衡为准,杆末端刻槽以驾弦称为括,另一端安箭镞,剪雕鹳翎三片,用胶粘于杆尾,为箭羽。箭主要有以下几种:(1)镝箭,为教阅使用,中空,发射时受风鸣,又称响箭,箭镞上加骨角小哨者为鸣镝;(2)哨箭,角中空,发射时受风而鸣,声音清脆,穿透力强,用以狩猎;(3)箭,镞薄而阔或狭,用于军事或宿卫;(4)梅针箭,镞尖而细长,可穿子甲,军事用。
在18世纪,清军使用的长兵器主要有枪、刀、镗钯、狼筅等,短兵器则包括刀剑、锏鞭棒、斧镰、系兵四类。具体说长枪、蛇镰枪、钉枪、虎牙枪、矛、戟、长枪等等,是清军的常用武器。八旗和绿营均用长枪,其形制与明代长枪大同小异,末端安有铁。在清代,长柄大刃的刀称为大刀,短柄长刃的刀称为长刀。由于长柄刀不适于奔驰的骑兵,所以八旗兵已不用,而汉军藤牌营和绿营也只使用挑刀、偃月刀、宽刃大刀、片刀等,且作为次要兵器辅助使用。至于镗钯,是一种多刃兵器,创于明代。祝慈寿《中国古代工业史》在介绍清军火工业时说,清代镗制式有三种:一为刃作塔顶形,此器可击可御,兼矛盾两用,系满洲军制自的;二为三叉镗,中刃长锐,镗形圆如半月,系满洲军惯用的大叉;三为清军所用的排叉,形如明代的三叉,中刃较短,木柄较长[3]。狼筅也是明代的创造,具有较强的防卫性能和辅助生能,清代只有在少数情况下使用。在短兵器中,清代军官士兵所用的yd,为纯粹清代官式yd,其钢刀双槽,下部微曲,尖锐而锋利。此外,顺刀为键锐营特别装备的兵器,形如短剑。清代的剑就其刃体来说,可分为刀无脊直刃偏锋剑、宽刃有脊中锋剑、平刃无脊中锋剑等多种形制;就其尺度而论有长剑与短剑两种。锏、鞭、棒是用以打击敌人的杂式锐兵器,八旗健锐营多采用铁鞭,绿营兵多采用双锏、双锤棒、虎头棒等。斧镰是一种古老的砍割兵器,清代仍较多的采用。斧有长柄斧、双斧、双钺,主要供绿营兵使用。八旗前锋营装备的斧有圆形刃和平形刃两种。系兵是用铁索或绳子,在一端或两端系上兵器,利用投掷出去的力量打击或钩敌,主要有绳标、流星锤、狼牙锤、飞爪、铁莲花等。这类兵器的优点是用毕可以收拢,再用再掷,但抛出的距离受一定限制。
清军在18世纪使用的防卫武器有盾牌、盔甲。盾牌多沿用或照明代仿制,有藤牌、虎头牌等。这些防卫武器多用竹、木、藤制成,只对冷兵器有一定防护能力,但在当时由于火器的大量使用己渐被淘汰。对藤牌在18世纪由于火器的普遍使用而逐渐在军事上销声匿迹的情况,我们可以从刘秉的奏折中捕捉到一些信息,刘秉在乾隆五十年(1785年)向皇帝建议:“军营打仗,从不需用藤牌。与其学习藤牌,徒务虚名,不如兼习鸟枪,克归实际。请饬部议,通知各省,一体遵照”[4]。清代盔甲与明代比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轻便,适于战斗要求。
二、火器之一:单兵械枪的演进与变革
枪步在英文中称做“Rifle”,故而我国早期曾将其音译为“枪复来”。因为其枪管内刻有膛线,因此又称线膛枪。纵观枪步的发展历史,从14世纪中期、即明朝初年世界上开始出现zys的枪步———火绳枪算起,枪步经历了火绳枪、燧发枪和击发枪三个发展阶段。有人谈到清军所用枪炮说:“人们对于YAPIAN战争时期的清军火器,常冠以‘土枪土炮’之谓。假如这仅仅指造制工艺而言,似乎也有道理,但就火器的型制样式说来,却是一种误解。药火和管型火器都是中国发明的,但中国一直处于前科学时期,没有形成科学理论和实验体系,使得中国火器的发展受到了根本性制约。至YAPIAN战争时,清军使用的火器,主要不是中国发明研制的,而是仿造明代引进的‘佛郎机’、‘鸟铳’、‘红夷炮’等西方火器样式作制的。由此可以说,清军使用的是制自的老式的‘洋枪洋炮’。就型制样式而言,与英军相比,整整落后了200余年”[5](p35)。清军在18世纪使用的火枪在清朝典章文献记载中称为“鸟枪”。火枪的基本构造是枪管、准星、照门、搠杖(通条)、枪托和火机。从有关资料来看,中国在18世纪已有燧发枪。康熙御制枪五种中就有三种是这类枪,并把它们叫做“自来火枪”。乾隆帝曾嫌这一名称太俗气,想改动一下,他说:“武功良具内有自来火枪枪名,俗气矣,着交大人们另拟”[6]。但始终未能拟出令乾隆帝满意的名称。不过,清军在18世纪最普遍使用的火器一种前装滑膛线火绳枪,而燧发枪并未见装备于部队。史载,当时清军兵丁鸟枪用铁制成,枪长2·01米,铅弹丸重1钱,装填药火3钱。射程约100米,射速为1~2发1分钟,与明末清初相比,基本没什么变化。鸟枪木托下安330毫米长的叉脚。满蒙八旗士兵用黄色枪托,汉jy黑色枪托,绿营用红色托枪。清军火绳枪的构造是在火机翘首处(即龙头)夹一根火绳,然后时先点燃火绳,然后扣动扳机,使火绳下落,接触火门烘药,引爆膛内药火,以发生巨大动力,推促弹丸飞出枪口。清军当时的火绳是用硝药熏煮麻斤捻制而成的。我们在中国{dy}历史档案馆检索档案时发现,清ZF对各地驻军火绳的质量极为重视,各地督抚年终时都例行专折向皇上汇报。例如,陕甘总督勒保于乾隆五十八年呈奏说:“窃照乾隆五十五年钦奉上谕,嗣后各省营伍所用火绳俱着照例以麻绳妥制,毋许偷换纸张以利军行而昭实用,并令不时查看,入于年底汇奏,等因钦此。陕甘二省提镇各标营军贮火绳以及兵丁操演应需火绳俱系绳拧制,用硝如式配制,并无偷纸张情弊”[7]。对于火绳枪的造制,陕甘总督福康安于乾隆五十年的奏疏中谈到:“既有劲兵,又资利器,乃绿营一切军械,均非利用,虽年年查验无亏,仍不免有名无实,即如枪靶,多系松木制成,外由砾油,徒事饰观,而木质松脆,不能坚久,臣前在军营,所见枪靶,一经磕击,即有损坏,当临阵之时,损坏一杆,即少一枪之用,且枪靶火机,造制均不合式,以致兵丁施放,不能合手,臣已另给式样,妥为造制,并改为榆木不施油漆,期于朴素坚致,施放便利”[8]。从档案中我们看到,各地督抚在接到乾隆帝转发的这篇福康安奏疏之都对鸟枪的造制进行了改进。与中国相比,西方在18世纪的武器装备要先进,因为当时西方军队主要使用燧发枪,而且滑膛枪的设计造制技术已经成熟。贝安所着《军队与武器》一收说:“燧发枪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30年代由于它的安全和价格低廉等特点广泛流行于欧洲和美洲的大部分地区。燧发枪的发火装置可能是17世纪20年代法国的马丁·雷·鲍格斯发明的,它可以为两部分:一是射击装置;一是安全防护装置”[9](p42)。其实,燧发枪最早出现于16世纪,西班牙、荷兰应该是造制燧发枪的发源地,法国只不过在西班牙、荷兰设计的燧发枪的基础上加以完善、定型,使之更为可靠并得广泛推广使用。从枪炮发展的历史来看,剪掉火绳枪下的那条“辫子”看起来挺简单,实际上做起来却并不那么容易,与西方当时主要使用的燧发枪相比,当时清军使用的火绳枪则颇为不便,qs或待从要随身带火绳、火种或火镰,而且火绳在气候潮湿时难于点燃,影响使用。此外,在作战使用时,火绳枪上每支枪总得拖着一根燃着的火绳,既容易暴露目标(特别是夜间),又操作麻烦,同时还难于进行正确瞄准。所以在清中期《西洋自来火统制法》中就已深明其弊:其一,临阵忙乱,倘若放偶疏则贻害甚危;其二,怕潮湿雨淋,烘药恐风吹散,晦夜尤为不利。当然,我们不能受我们头脑中关于现代枪炮知识的影响而夸大中、西方武器性能的差距。实事求是地说,18世纪欧洲各国使用的枪步也是非常简陋和笨重的,装弹也非常复杂,需要高度技巧。最初,西方的燧发枪是将药火和裹着浸油丸衣的弹丸分别装进枪管,每分钟最多只能发射一次,后来,普鲁士步兵在装弹时采用铁通条,大大提高了装弹和射击速度,单兵射击每分钟可达四五发,小队按口令齐射每分钟可达两三发,这种水平在当前是其它军队所望尘莫及的。在18世纪,英军从马尔巴勒时代一直使用的0·75口径的“布朗·贝斯”(Brown Bess)滑膛枪并新造食子药四钱鸟枪,分给演习”[12](p18)。可见当时清军鸟枪的粗糙程度。
三、火器之二:中西火炮技术的对比
18世纪初,法国人瓦利叶(Valliere:? ~1776年)基于当时西方火炮型号复杂多样的事实,开始把轻便式以外的各种药火武器都叫做炮,其中炮管长度大于口径20倍的称为长炮,相当于现代的火炮,10~12倍的称短炮,6~8倍的称为迫击炮。以后,实际上把口径大于20毫米的都称为炮,其中进行平射的叫加农炮,进行曲射的叫迫击炮,介于加农炮和迫击炮之间的则称榴弹炮。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清ZF颁布了“钦定工部则例·造火器式”,将85种大小不同的火炮列为国家制式武器。清ZF军队的火炮名称繁多,这跟前面我们谈到的西方在18世纪初火炮型号复杂多样的情况颇为类似。根据《清文献通考》和《清通典》等史料看,清朝在18世纪诸多名目的火炮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其一,长管重炮,包括着名的“神威{wd}大将军”、“神威大将军“、“武城永固大将军”等,其重量560~7000斤,身管长度自0·73~1·2丈,管长与内径之间皆在20以上。这种火炮就是明末清初的红夷大炮原型,但在造制工艺、加工精度方面可能有所改进。基二,身管较短的轻型炮,包括“神威将军”、“制胜将军”、“金龙炮”、“龙炮”、“子母炮”、“奇炮”等,这类炮品种最多,其中除了子母炮和奇炮是后膛装填的佛郎机炮仿制型以外,其余均与红夷炮形制相同,属于红夷炮发展型,既身管较短,重量较小,其身管长度自0·5~0·75丈,重量皆在500斤以下,一般小于390斤,最轻者仅36斤。第三类是身管最短而口径{zd0}的轻型炮,此类炮只有称做“威远大将军”又名“冲天炮”一种,长0·21丈,重285~300斤,发射重达30斤的空心爆弹炸。这种炮是以曲射火力刹伤对方,作用与近代迫击炮有些相似,在外国军事史上一般被称为臼炮,因其形似“臼”而得名。第四种类型身管最短且口径亦小的轻型炮,包括“威远炮”和“铁虎尾炮”等,其长度自0·177~0·30丈,重量{zd0}170斤,最小只有27斤[13]。现代军事着述,大凡论火炮的战斗性能主要是看:弹丸威力、射击精度、远射能力、在行军或战场上的运动性、使用的可靠性和维护的简便性等等。众所周知,西方火炮的生产技术在公元16世纪末和17世纪前期进步如此之大,以致于后来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火炮的构造原理、射程、威力以及炮的主要型号等基本上都没有大的改变。美国学者T·N·杜普伊说:“迟至1860年,实际服役的舰炮与三个世纪前使用的大炮在主要方面并无区别。例如:英国皇家海军1840年装备的最重的68磅级滑膛炮,基本上和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即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引者)的海军炮一样笨重而且后坐猛烈”[14](p215)。在明朝嘉靖初年(16世纪20年代),我国引进了被人称为佛郎机铳的西式火炮;在明朝天启年间(17世纪20年代),红夷炮也传入中国而被运用于战争之中。这两种炮分别属于西方当时的加农炮和长炮。尤其在康熙年间,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1623~1688年)奉康熙旨谕主持造炮,并将《神威图说》进呈御览,书中刊载26条制炮理论和44幅图解,使中国当时的火炮技术毫不逊色于西方。所以,在18世纪,中西方火炮技术模式和机制原理上大体相同,基本上属于同一等级层次。史载,西方在17世纪和18世纪有一种颇负盛名的炮,名叫科霍恩,是1673年由巴伦·科霍恩发明的,它能发射重达24磅的炮弹。还有一种重达几吨的巨型攻城炮,能发射直径10~12英寸的炮弹。就西方火炮的射程和射击精度而言,英国现代军事理论家富勒指出,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期,西方火炮的{zd0}射程仅有1300码(1190米),而且杀伤率很低。与之相比较。清军在18世纪的火炮一般都是用铜、铁铸造,外镶加强箍数道,以增加抗压力。火炮中部稍后两房置耳轴,用以支撑、平衡炮位和调整俯仰角度,提高炮位杀伤范围和火力机动性。前有准星(亦称“照星”),中部或尾部安装照门(俗称“缺口”)。清代档案文献上常将两者省称“星、斗”,“乃炮位之高下,偏正之准绳,不可稍有参差”[15],系供射击瞄准、提高命中率的重要装置。火门(装填烘药和点火用的小孔)开在炮膛极底部。各种火炮虽口径不同,长短、大小不一,均系火绳点火,发射铅丸、铁弹和爆弹炸。大多炮位还配有相应的炮车、炮架、下施轮,这样前后“左右推换惟所宜”,但有些火炮则只以炮车等作为承载运行的工具,在现场演放或实战中则弃之不用。例如,乾隆时平定回疆战役即采取这种做法,因为“炮车上演放,以致药火铅丸未能远及百步,今将炮位安放在地试放,群子远及百步之外,俱能中牌”[16]。我国火炮在18世纪的{zd0}射程一般三里左右,有效射程一里多。魏源《海国图志》中说:“今就英吉利、佛兰西亚、墨利加三样炮式与中华生铁炮铜炮同用营药演放,比较远近相等,独是药料较胜,坠数较减耳”[17]。应该说,魏源的话比较符合事实的,尽管19世纪中叶魏源等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而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但他们并没有对西方火炮技术的先进夸大其辞。与此同时,英国军队在YAPIAN战争中也并非将中国的火炮视同无物而嗤之以鼻反而颇有畏惧之感,惊呼中国火炮“猛烈”、“历害”等字句在他们的记载中屡屡可见,并称赞中国的许多火炮“都是造得很好的”,尤其是铜质大炮。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中、西方火炮技术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相差悬殊。当然,这并不否认中国铸造火炮的工艺要比西方粗糙。
我们认为,研究18世纪清朝武器装备在发展中的落后这一历史现象必须采用“大历史观”,或者称之为“宏观历史(Macrohistory)”。因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军事武器技术是战斗力,研究18世纪中西方武器装备的发展不能不涉及到科学技术史。mks在谈到我国三大发明对欧洲影响时与培根的观点惊人地相似,他说:“药火、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的三大发明。药火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则变成为新教的工具,总的说来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18](p67)。的确,中国古代科学曾经谱写过光辉灿烂的历史篇章,然而,当中国在传统旧路上穿着“小鞋”蹒跚循行时,西方脱颖而出,用中国罗盘航行四海而完成了世界地理大发现,用中国药火制成枪炮征服了亚、非、拉三洲,用中国的造纸技术、印刷术传播了“文艺复兴”的新思想而使欧洲文化摆脱宗教神治、走向工业化。如果说18世纪中国传统武器装备的发展已是强弩近末,那么西方的武器装备的发展则可谓刀刃之新发于硎,其原因何在?在谈到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时,学者们往往进行溯其本原的、形而上的对文化的探究,表现出一种对{zj2}原因的关怀。例如,有位台湾学者指出:“我们中国数千年来贵道贱器的结果,道德是进步了,器物的发展却是落后了。我们在博物馆所陈列的各种古代器物以及各种建筑等,都是各代工匠凭其个人经验所改进,而不是由于科学研究而改进的。所以其人有,则其术有;其人亡则其术就失传了……我们工匠等能在一二千年以前所发明的药火,却只做做儿童的玩具———爆竹———与在围城中对外通讯的火箭。而在西方却已造出能射数十里的大炮了。这种器物造制方面的落后与制度方面的守旧,使得人民在生活方面显得寒酸而贫穷,而在战争方面必因器窳而致败。这个西力东侵造成东方世界的大变局,乃是由于这两个世界所处
环境的不同与历史的不同所造成,并非某一个人或某一朝代所造成的过错。”我们认为上述这段话是正确的。文化传统是现实的历史化,又是历史的现实化,是一种难以摆脱的历史的惯性运动。从起源上说,文化传统是人类活动选择的结果,但是,它一经形成,主体的选择性便不能不受到文化传统这一选择的先在物的制约。儒家重伦理轻技术的文化传统作为一种历史的沉淀,使社会中的精英分子以读书科举为干禄仕进的终南捷径,社会上“艺成而下”的观点十分流行。在这种社会氛围下,纵使统治阶级不去禁止科学技术,但客观效果上则也势必“不禁而禁”,更何况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较大的社会环境对外开放度和社会环境内部自由度,在闭关锁国的中央专制集权统治下,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能不受到严重窒息,所以清代在18世纪的科学技术(包括军事技术)便逐渐黯然失色了。从文学角度进行纯理性的逻辑推论,上述解释是成立的。不过,世界上决没有某种一般性的、灵丹妙药式的理论可以成为开启一切历史研究之门的“总键(Master key),人们将文化这一范畴作为至大无外的概念,随意解释林林总总的历史现象时,我们不能不强烈感觉到肤浅空疏的。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说:“17和18世纪的中国人至少与欧洲人具有相同的科学才能。他们甚至还具有比欧洲人更为自由和更为开放的思想,不受欧洲人从中世纪继承而来的世界观的障碍之苦。中国人的社会、历史的自然观念比18世纪的欧洲人更先进,他们的科学知识在1600年左右绝不比欧洲人逊色。”我们看到,在18世纪中叶,尽管文艺复兴的春风已将神学禁锢的坚冰打破,但如果对《sj》的真谛提出置疑,那仍会冒激起公愤的危险。例如,法国的大自然学家布丰过去曾以为地球的年龄为74000年,后来在教会的压力下1751年被迫收回前言。坦率地说,我们不应该把18世纪西方科学技术与中国的差距想象得非常大,西方科学技术超过中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果我们比较18世纪中西方科学技术的差异性,我们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西方科学技术在18世纪之所以发展速度比中国快,是因为西方社会形成了科学理论、实验和技术三足鼎立、既互相独立又互相促进的结构。西方科学理论和实验的加速发展在16、17世纪就开始了,但这一时期内,技术水平增长并不明显。技术水平的加速发展是18世纪开始的。正是18世纪,造制家、科学家和新兴的职业工程师,在工作上和社会生活上都混合在一起,水RUJIAO融,远过于后来的19世纪。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称为伯明翰和黑烟区(Bkack country)的“月社”时代。此外,我们还看到,在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皇家研究成为时髦中心,像歌剧院那样大受贵族和上流社会的欢迎,致使任何未设艺术科学院的宫廷都不能称为十全。一方面,在新的科学理论指导下,18世纪前期,西方的工场手工业就已经培养出许多熟练的技术工人和具有一定科学知识的技师,为发明、造制和使用机器提供了人才,准备了技术和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在18世纪,科学理论研究、研究院、科学家并非高不可攀,让工匠们不为人所注意地爬上楼座的后门尚未被用砖堵塞。正是由于工匠与学者的配合切磋,西方科学技术在18世纪呈现出可持续发展的态势,仅就军事技术而论,虽然早在15世纪西方就已经开始进行枪炮武器的研究,但只是到了17、18世纪近代自然科学确立以后,才真正得以长足发展。近代数学、力学、化学理论的确立,为枪炮技术的改进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指导。例如,伽利略的抛物体射程问题研究成果,为枪、炮的弹道技术改进提供了理论依据;牛顿等科学家专门对枪、炮弹的飞行、空气的阻力以及弹落点偏差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使近代枪炮技术发展明确了方向。在18世纪,许多科学研究者对火器的造制和使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定性和定量的分析研究,其代表作有1742年罗宾斯的《炮术新原理》、1760年斯特鲁恩的《炮兵学理》、1781年泰佩尔霍夫的《论炮弹的飞行———假定空气阻力与速度的平方成正比》、1784年拉尔的《炮兵论文》、1785年哈诺克的《试验火器的初速、射程、压力的比较》、1787年维加的《射击教范》(附射表)等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英国数学家罗斯通过实验发现,在800米射击距离上,炮弹向左或向右偏离射向约100码,弹丸首次的距离变化多至200码。罗宾斯不仅研究了外弹道学,而且研究了内弹道学(弹丸在火炮身管内部的运动)和末端弹道学(弹丸在飞行末端的情形),从而纠正了伽利略和牛顿理论中的一些重要错误,如忽视了气流的作用等。此外,罗宾斯还完善了卡西尼(Cassini,Jean Dominique:1625~1772年)于1707年发明的弹道摆,使之成为测量弹道丸初速的有效手段。在18实际,由于西方国家的科学实验已进入受授实验阶段,只要控制条件足够严格,任何人在任何地方用同样的条件和方法做同一个实验,实验结果都能以稳定的几率出现,这样便使实验能够从偶然误差和错误中解放出来,使实验对理论的鉴别作用得以大大加强。据史料记载,1697年,萨利烈的雷曼(Remy,Saiut)出版了他的《火炮传略》一书,介绍了三种实验仪,即qs实验仪和两种火绳枪型实验仪。其中后者可能导源于意大利,而前者则系雷曼个人的发明。直到1777年,狄德罗(Diderot,Deais:1713~1784年)还认为雷曼的qs实验仪是法兰西最通用的类型。从上述18世纪西方武器研制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理论对实验起着指导和设计作用,而实验则对理论起鉴别作用,两者相辅相成,形成了理论———实验———理论循环加速机制,而科学正是依靠这种机制而开始起飞,并且赋予技术以科学的灵魂,使技术从匠人技术中升华,使不同于古代能工巧匠的近代工程师大量出现,所以西方军事科学技术能够保持一种持续发展的强劲活力。1776年,英国的弗格森(Ferguson,Patrick)发明了一种新式枪步,即枪复来。枪复来是一种比较重而且用起来不灵便的手持式械枪。弗格森是在后膛枪的基础上进行革新的,他重新设计了枪栓,在枪膛内刻上螺旋形的纹路即来复线,这种枪管内的膛线能给子弹一股旋转的力量,使发射的弹头旋转前进,增加了子弹飞行的稳定性、射程和穿透力,所以这种枪复来的射程可达200码,比起当时射程仅100码的一般枪步来说,确系巨大的进步。据国外学者介绍,美国独立战争使枪复来作为军事武器得到认可,美国殖民地人民用他们狩猎的线膛枪证明射程超过英国军队使用的滑膛枪,这样英国军队也采用线膛枪了,但是,“枪复来由于子弹必须克服膛线的阻力而装上去,所以装弹时间为一般枪步的两倍。正是由于其装弹问题和造价较高,枪复来直到19世纪中叶仍属有选择性配备的武器”[19](p258)。与西方相比,18世纪中国的军事科学技术发展缓慢的原因,正在于中国没有科学理论、实验、技术这三者之间循环加速的内在机械。长期以来,中国学者未能制订出一套比较完整的逻辑体系,使人们能够据此以概念来检测概念,并且系统地将一种陈述与另一种陈述进行对比,另一方面,中国人治学一直以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中心,而不是研究人如何征服自然。一些学者用“有压力必有反压力”来解释西方近代科学的产生,认为西方中世纪“宗教专政”令人窒息的压力引出来的反压力,形成了一股追求人生真理、热爱自然科学的洪流。我们认为,西方教廷的火刑柱的确是点燃科学革命火山的因素之一,由于中国没有玄而又玄的神学与宗教的压力,所以中国的哲学不再有所“反”的思辨,中国的科学也不再有所“证”试验,两者都趋向于“用”了。正是由于中国人忽视基础理论的研究,所以导致了自然科学的不发达,明代中叶以后,儒学在体、用、文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儒学的重心从着眼于形而上的、{jd1}的道德本体的内省转向外王方面实际事功的讲求,从“尊德性”转向“道问学”,因而明清实学俏然崛起。我们认为,乾嘉考据学继承了明末清初实学思潮的智识主义,但其误区在于得筌而忘鱼,使“经世致用”失落于“道问学”之中。我们不能说乾隆时代的大学者们不关心科学。事实上,他们许多人都是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但他们是作为史学家而gz天文、数学等自然科学的。他们的治学态度,与其说是科学的,毋宁说是经学的。“他们的整个方向是尊今从古,是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19]((p258)。由于18世纪中的知识分子认为“但言其所当然而不言其所以然”是终古无弊的稳妥道路,所以中国传统科学始终停留在经验的形态上,具有严重的内容缺陷。在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用阳阴学说这种思辨的思维,代替严密的科学理论研究,而且由于阳阴学说解释一切问题的消极影响造成一种惰于实验的风气,使中国缺乏科学实验的精神。正是因为如此,当资本主义的触角安装在技术上面向全世界所有方向和角落伸出时,当西方国家开始在机器工厂的车间里,穷思极想用机器造制机器时,大清帝国的军事科学技术却牛步渐进,在偶然和孤立的进展中积累和爬行。在第二次金川之役中,清军就地新铸的大炮发生数次炸裂事件,推究其原因,怀疑铜铁的统一纯度不够,然而当时在铸炮之前,铜铁均是先经锻炼纯净才依样铸造的。清高宗百思不得其解,认为是风大缘故所致。实际上这是由于高山气压低,铜铁沸点下降,造炮火候不足,开炮时便容易炸裂。但由于科学技术不发达,所以清ZF不知所措,束手无策。新产品的开发中,组合型技术开发是一种不容忽视的技术创新途径。清代在18世纪武器装备落后的原因,不仅是一个技术水平实力的问题,而且在必然性中呈现出明显的偶然性,与武器装备的新产品功能综合开发有莫大关系。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中国在18世纪仍处于冷兵器混用时代,而西方则进入火器时代。表面上,中国和西方处于武器装备发展进程中两个不同的时代,技术水平的高低判若云泥。事实上,这两个不同的历史时代仅仅是一纸相隔:西方国家军队的枪步上装上了刺刀,而清朝军队却没有将刀剑合二为一。由于滑膛枪是一种射程近、射速低的武器,在使用燧发枪的战斗中,白刃战常常势所难免,因此,在刺刀发明以前,滑膛枪兵必须有长矛兵保护。但在刺刀发明后,一个使用装有枪刺的滑膛枪的士兵,同时也就是一个长矛兵,使用冷兵器的士兵就不再是必需的了,这样冷兵器便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被全部淘汰出了欧洲各国军队。《西方世界的战争艺术》一书中说:“在18世纪初期,技术革新明显加强了轻装步兵线式战术的趋势,使他们依靠火枪作为步兵攻防的主要工具。使滑膛枪变为一个短的长矛的成功的企图,这可能是自四种基本武器体系发展以来武器的改变对陆上战争的又一次重要战术引进。最初的努力是将一英尺长的刺刀插入滑膛枪的枪管。早上17世纪中叶这种被称为刺刀的武器便开始出现,最初在法国,然后在其他国家”[20]。到1700年,插座式刺刀普遍取代了插入式刺刀。这种插座式刺刀是用一个环套将刀刃与枪管固定在一起,使滑膛枪兵在装上刺刀时也能进行射击。这样,所有的步兵便能同时起到重装步兵和轻装步兵的作用,单兵作战的效能提高了,骑兵向步兵的正面冲锋成功成为不可能,长矛兵wq被废除了。按理说,给火枪装上枪刺在技术要求上并不高,是一种比改进鸟枪射击性能更为简单有效的办法,然而清ZF在18世纪竟wq没有想到这一点,甚至中国当代许多学者也对中国冷兵器混用时期长的历史原因,进行舍近求远的迂回式解释而不明个中原委,这是令人悲哀的事实。研究了18世纪中国武器装备落后的原因,我们不能不对刺刀的出现予以高度的gz。
注释:
马尔巴勒(1650~1772),英国将军,曾以在18世纪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指挥军队与法国作战而着名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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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 Weaponry in the18thCentury
Gong Sheng-qu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fice,M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Mianyang Sichuan 621000)
Abstract :In the 18thcentury, the West has alreadymade preliminary progress in the firearm production, whereas
China lags behind, ARINMg its troops with a combination of cold castingweaponry and fewfirearms, mainly consisting of
bows, arrows, spears, and matchlocks. The West troops are mainly equipped with flintlocks while China has some but
has not yet distributed themto its troops. And the Westerners have achieved mature technology in designing and produc-
ing smoothbore guns. Although China’s technological level inweaponry production is low, China and theWestshare sim-
ilar technical models and producing systems. The main reasonwhy China is left behind inmilit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18thcentury is that China has not established an innermechanismto accelerate the circulation of scientific theory,
experiment and technology.
Key words :cold castingweapons; firearms; scientific theory; experi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