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泡沫”的诗句云：“七彩颜色，晶莹透彻。轻盈飘荡，随风即逝。一旦触及，未几破碎。故远而观，恋其勿迷”。这充分描述了光彩夺目的“泡沫”因为符合人们的好奇和审美，而常常使人们忽视了其对现实的背离。
据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九成多受调查者认为当前中国的思想泡沫多。各种“主义”、“思想”、“理论”、“观点”满天飞，众多华而不实的专著、论文、报告堆成山，这些“思想泡沫”扼杀了新思想的产生，动摇了学者的学术操守，衍生出论文抄袭、造假等事件，败坏了学术风气。
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也认为，思想成就了人的伟大，人类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如何构筑原创思想产生的健康环境，关系到人文传统的延续和国民精神价值的构建。努力坚守学术信念，并将其转化为求真求善的思想创造，为社会、为人类谋福祉，这应该是每一位知识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有专家指出，中国公共领域的思想家们能够以“抽人”或者“被抽”为乐，归根到底乃是中国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丧失思想生产力的必然结果。当思想家们不匮乏拳脚相加的勇气，却缺少理解思想对手之社会内涵的想象力的时候，斯文扫地的“约架”自然成了首要选择；
有专家强调，一些非理性的所谓批判不能起到思想清洁剂的作用，相反，它本身催生出大量的思想批判泡沫，成为思想之水的污染源；
有专家认为，当代思想者的真正姿态应该是这样的，一方面他们能够熟练地运用基本的学术语言表达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他们也善于将自己的观点通俗化，从而接受社会各界的检验。
中国思想泡沫6000人调查
人民论坛调查显示：
近六成受调查者最反感学者“游走于政商各界，为权力与金钱服务”；
近半受调查者认为思想泡沫的最大危害是“混淆是非，误导公众”；
七成多受调查者认为“浮躁、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是思想泡沫产生的最大原因。
九成多受调查者认为当前中国的思想泡沫多
在“您认为当前中国思想泡沫多吗”的调查中，84.1%的受调查者选择“非常多”，11.8%的受调查者选择“多”，选择“一般”、“不多”、“不好说”的分别仅为1.3%、1.5%、1.3%。95.9%的受调查者选择“非常多”和“多”，这说明公众普遍认为当前存在着严重的思想泡沫现象。
虽然受调查者几乎一边倒地认为当前中国存在思想泡沫的现象，但对思想泡沫的看法却是各持己见：
一位网友提及，现在网络上经常有些所谓的专家，发表一些貌似“高深”的理论，但是“真知灼见”却少之又少，不禁让我们感叹，“真正的大师在哪里？”
有青年教师坦言，我也非常崇拜孙冶方、范文澜、何其芳等“一本书主义”的学术大师，但是在当前的体制下，如果仍旧坐着冷板凳、耐得住寂寞、潜心研究多年最终写精一本书的学者，估计很难评上教授。于是就只能拼命写文章，东拼西凑，明知是泡沫还不得不为之。
更有知名专家在媒体公开表示，一些“著作等身”的教授、博导，一年能出几套书、还动辄出“丛书”，但业内人对此嗤之以鼻，因为这些“著作”有的是明目张胆地偷，有的是用东拼西凑的“抄作”来哗众取宠，欺世盗名，这是典型的学术泡沫。
近六成受调查者最反感学者“游走于政商各界，为权力与金钱服务”
“以下各类催生思想泡沫的行为，您最反感的是？”59.7%的受调查者选择“游走于政商各界，为权力与金钱服务”，21.1%的受调查者选择“上电视跑论坛，将批判等同于谩骂，语不惊人死不休”，另有10.4%选择“互相吹捧，近亲繁殖”，8.2%选择“用钱买版面刊发论文，为学位、职称拼抄凑数”，0.6%的选择“其他”。调查结果显示，近六成受调查者最反感学者“游走于政商各界，为权力与金钱服务”。
近年来，专家学者四处演说、讲课、作报告似乎异常地火起来，有人将其称为教授“走穴”之风。一些经济学家的出场费，甚至到了令人咂舌的地步。比如，个别经济学家观点备受争议，但他们的一场演讲收费报价却达10万甚至20万。
对此，有受访者谈到，大学教授“走穴”原本并不可怕，教授开讲座服务于社会，显然并非坏事，“君子”不必“固穷”，用知识、用思想创造财富无可厚非。但社会为何对教授“走穴”忧心忡忡？根本原因是很多教授“走穴”仅仅只是服务于金钱。比如，有位教授，走到哪里，都吹嘘当地“可成为中国文化桥头堡”，谁给钱，就为谁说好话。
人们常用“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来评价那些既有才华，又有学术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但是“游走于政商各界，为权力与金钱服务”的学者既没有“铁肩担道义”的学术良心和社会责任感，也缺乏“妙手著文章”的学术研究能力。如此“走穴”显然是在传播泡沫，而且败坏了社会风气，自然会令公众反感至极。
近半受调查者认为思想泡沫的最大危害是“混淆是非，误导公众”
在“思想泡沫的最大危害”的调查中，48.1%的受调查者选择“混淆是非，误导公众”，16.9%的受调查者选择“堆积了诸多中看不中用的‘学术政绩’”，14.1%的受调查者选择“扼杀了新思想的产生，影响中国的理论创新”，10.1%的受调查者选择“动摇了学者的学术操守，影响大思想家的出现”，9.9%的受调查者选择“衍生出论文抄袭、造假等事件，败坏了学术风气”，0.9%受调查者选择“其他”。
缘何近半受调查者认为思想泡沫的最大危害是“混淆是非，误导公众”？有受访者称，现在有些专家张嘴就说，毫不负责任。比如，有访者坦言几年前就想买房，但是由于有些专家信誓旦旦地宣扬，房价要下降几成，就没有买；但是到现在房价也没降下来，拥有房子却仍旧是个梦。
对于普通百姓而言，由于缺少客观公正的权威信息，在“像雾像雨又像风”的海量信息中，往往不知道该相信谁，无奈之下，只能“见风就是雨”亦步亦趋地盲从所谓专家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专家的论断就显得尤为重要。不负责任的一些言论，就会“混淆是非，误导公众”。
从公众投票率的分布来看，公众还不同程度地担忧思想泡沫会堆积学术政绩、扼杀新思想、影响大思想家出现、衍生论文抄袭等。有专家指出，泡沫学术扼杀了“博学笃志、明德求真、守正出奇”的学术精神。泡沫不除，崛起的中国，将永远是“学术小国”。
七成多受调查者认为“浮躁、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是思想泡沫产生的最大原因
在“思想泡沫产生的最大原因”问题上，72.3%受调查者选择“浮躁、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10.4%受调查者选择“思想不自由，限制学者的创新”，7.5%受调查者选择“‘热衷数量’的学术研究成果评价机制”，4.4%受调查者选择“快餐式文化抑制了生动鲜活的思想”，3.7%受调查选择“网络搅乱了学者的宁静，拷贝之下量多质次之作泛滥”，1.7%选择“其他”。七成多受调查者认为“浮躁、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是思想泡沫产生的最大原因。
有受访者称，今天的时代是一个浮躁的时代，急功近利是这个时代最典型的特征。在一种普遍的浮躁和焦虑的社会心态中，还会有多少人能够耐得住几十年的寂寞去从事一项未见名利收益的事业？还会有多少人能够心平气和地以一种寂寞的耕耘者的姿态老老实实地做学问？
社会的浮躁风气影响到了学界的治学风气，毕竟同为学界中人看到他人的腰包渐鼓，不少人难以心如止水，不为所动。那么，要根治思想泡沫，自然首先要摒弃急功近利、浮躁的社会风气。
在调查中，公众还表示要根治思想泡沫还需要进行学术评价机制、学术打假机制等方面的制度改革与创新，同时还需要减少政府对学术研究的限制，鼓励学者自由创新。有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片面追求数量的量化评价机制在制造学术泡沫方面难辞其咎，‘全民搞学术’的后果也应引起足够重视。”现在，确实到了该对这种现象进行反思的时候了，也确实到了该身体力行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人民论坛记者马静)
大众时代思想者的N种姿态
思想者该不该营销自己？
大众时代令人深感困惑的现象是，那些思想新锐、观点超前的学者，未必能得到最广泛人群的青睐；而那些善于表达、了解基本传播规律的学者，却未必拥有深邃的思想。比如，笔者所识的一位资深的学者，长期从事财政历史研究，并在很久以前就发现了黄宗羲对中国古代税收制度的精辟论述，提出了“黄宗羲现象”，可是这位学者直到退休，仍然籍籍无名。有趣的是，另一位学者因为善于和媒体打交道，提出趋同大众思想的观点，很快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这说明中国当代的思想者，再也不能是枯坐书斋的老学究，不仅要学会打理自己的思想观点，而且要善于推销自己的学术思想。
独坐书斋，皓首穷经，埋头著书立说，是传统思想者的格式化形象。互联网络时代，如果在故纸堆里做文章，那么，不仅得不到社会的认可，甚至也得不到思想界的认可。学者不仅要仔细梳理自己的思想，而且要善于表达自己的思想，
正如形形色色的广告充满泡沫一样，学者在推销自己观点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学术的泡沫。部分学者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借助于现代互联网络，将自己尚未思考成熟的观点发表出来，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效果。对待学术泡沫，有的人嗤之以鼻，认为真正的学者不应该在大众媒体上发表学术观点，这样做是地地道道的学术堕落；但也有一些人不以为然，认为在现代互联网时代，如果学术思想没有传播，就意味着没有学术思想。
笔者认为，当代思想者的真正姿态应该是这样的，一方面他们能够熟练地运用基本的学术语言表达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他们也善于将自己的观点通俗化，从而接受社会各界的检验。如果动辄把专业名词作为挡箭牌，将公众拒之门外，那么，这样的学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者。
某些“思想明星”面纱背后
在任何社会，学术的发展都有自己的逻辑。可是，如果缺乏良好的外部环境，那么，思想者的处境就会异常艰难。如今，诺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各种各样的考核，让学者疲于奔命。胜者通吃，已成为中国学术界最基本的生存法则。
那些被称之为思想者的学科带头人，告别了沉思的姿态，游走于政商各界，成为公众人物。他们的影响力不是依靠他们扎实的学术功底，而是依靠他们雄厚的人脉关系；他们的学术研究依靠的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庞大的学术团伙。现在学术界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格局，那就是学科带头人负责组织项目，学科带头人的团队则负责实施项目，这种类似于建筑承包工程的学术体制，不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者。
而一些缺乏行政资源的学者为了凸显自己的观点，往往哗众取宠，忘记了基本的学术伦理。前不久一位来自香港的经济学家被媒体报道一场演讲出场费报价18万元，引发热议。这类事件充分说明，部分学术明星找到了施展自己才能的舞台，以独特的营销手段进行自我炒作，而商界人士则附庸风雅，以市场宣传的方式不断膨胀学术泡沫，使得思想界的浮躁与社会的浮躁互相重合、滋长。
当前中国几种不同姿态的思想者
当今中国的思想者良莠不齐。部分学者试图按照西方国家的分类标准，对中国的思想者进行科学地划分，他们认为有些学者属于左派，有些学者属于右派，而有些学者则属于公共知识分子。这样的分类值得商榷。根据笔者观察，当前的中国有以下几种不同类型、不同姿态的思想者群体：
第一类是勤勤恳恳的资料和观点归纳者。思想者首先是一个思考者，然后是观点的提供者。假如没有自己独特的观点，而只是把贩卖西方国家的学术思想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资本，那么，这样的学者充其量被称之为传播者。如果能够在归纳整理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那么，他们可以勉强地称之为思想者。
第二类是建立自己的游戏规则，在尊重学术假定的基础上，创立属于自己的逻辑体系，并在其中自娱自乐的学者。现在西方许多学者都已经意识到，思想者不是改革者，思想者只不过是向人们提供思考的各种可能性，从而促使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的学者。所以，思想者不开药方，而只提供思考的乐趣。
第三类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者。思想者可以是理论家，也可以是实践家。现在人们往往把思想者归属于理论家，这是不对的。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有相当一部分改革者是思想者。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落实自己的理论观点，把自己的思想书写在大地上。
中国的思想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为不同姿态的思想者提供了广阔空间，我们有理由相信，符合公众期待的中国思想者肯定会越来越多。
不可忽视的草根思想力
草根思想是包涵富金的矿沙，只有经过大浪淘沙，才会显露出金子的光辉；草根思想力，只有插上理性的翅膀，才能飞得更高更远
“草根”是网络时代网民的自嘲性称呼，即基层大众，这个“称呼”带有一定的刺激性，暗示自己无权无势的弱势地位。
思想力即思想的力量，草根思想力即基层大众的认知与思想能力。“实践出真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些经典话语所表达的思想就是：草根具有非凡的思想力。
列宁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草根，生活在基层，根植于大地，与大地万物共呼吸、同命运，所以其思想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旺盛的生命力。草根的生命力源于它植根大地，是大地万物中生命力最顽强的物种。唐朝诗人白居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脍炙人口，盛赞草根的坚忍不拔，生命顽强。草根思想如同草根一样坚韧顽强，传遍江湖。
第二，素朴的质感性。草根思想多属感觉层次的沟通，具有素朴的质感性。圣人说：“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草根思想大都质胜文，带有一些野性，这是草根思想的优点，也是其缺点。
第三，率真的直觉性。草根思想通达天文，知晓地理，洞察人伦，具有率真的直觉性。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直觉”多用于文人诗词中，意指直接观察得来的感受，其解释并没有西方文化的神秘性。草根思想往往是直接观察得来的，率真多于修饰，杜甫在咏《雨》诗中的“直觉巫山暮，兼催宋玉悲”诗句，也许是中国诗人对“直觉”一词的最早应用。
第四，敏锐的洞察性。草根生在民间，对社会生活有着直接体验，快言快语，疾恶如仇，和权贵们又无瓜葛，所以看问题犀利、尖锐，其思想具有敏锐的洞察性，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虽然他们对内幕和细节还缺乏深入的了解，但是其判断的大方向往往总是对的。洞察得益于质感和直觉。
第五，灵活的适应性。草根生活在社会底层，经常要面对各种压力和挑战，险恶的生活环境练就草根思想灵活的适应能力。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这种趋利避害能力和适应性是草根生命力的重要表现之一。
第六，顽强的耐受性。草根生活艰辛，天性乐观，知时守命，具有顽强的忍耐力和承受性。尽管大石压在上面，它总能蜿延曲折地往外发芽、生长。这种忍耐力和承受性是其生命力的另一重要表现。
草根思想的特点决定了它的功能，与其特点相应的功能分别是生命、自然、直观、适应、抗压和耐受。
对草根思想，最经常发生的误读就是情绪化标签。情绪化是有的，不过那是在草根形成“聚合体”的状态下。单个个体草根的思想是理性化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已经证明，群体比个体更具有冒险性。因为在“群体”条件下，其负面情绪很容易得到感染、放大和极化，这样“草根群体”的思想就会出现不理智、情绪化和冒险冲动现象。许多“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就是建立在这种社会心理基础之上的。
对于“群体”比个体更爱冒险现象，社会心理学已发展出两种理论解释：一是“匿名导致侵犯”论，二是“责任分散”论。匿名—侵犯论认为，由于个体在集体中是匿名的，其自我意识和自控能力就会降低，结果就会发生本能的侵犯行为。这就是对“匿名导致侵犯”的理论缘起和理论诠释。责任分散论认为，在无名的环境条件下，不仅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会降低，而且个体的责任意识也会降低，它会因为“在无名状态下找不到行为的责任人”或“责任分散了”而更加放纵自己的行为。
这些都是草根思想的局限性。所以，对“草根思想力”不能无原则的盲目吹捧而陷入“媚俗”的误区。在讨论“草根思想力”的时候，必须把握“激情”和“理性”的平衡，做到在理性中不失激情，在激情中不失理性。正如郁达夫所说：“没有情感的理智，是无光彩的金块，而无理智的情感，是无鞍镫的野马。”可以这样说，草根思想是包涵富金的矿沙，只有经过大浪淘沙，才会显露出金子的光辉；草根思想力，只有插上理性的翅膀，才能飞得更高更远！
变革的时代孕育着伟大的思想家，变革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思想家。虽然思想泡沫浮在表面、风头正劲，但毕竟是昙花一现。我们相信，在波涛下面的沉静之处，不少甘于寂寞的学者正在默默地挖掘跨越时代的精神金矿，泡沫过后，真正的思想大家必将应运而生。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奇葩说》制片人牟頔：这个节目无意当中改变了一些人
蔡康永、高晓松、马东，被称为全中国“最会说话”的三个男人，这三个男人凑在一起，把一档“辩论”节目玩得热火朝天，也是蛮拼的。此外，这档没有任何国外模式引进的互联网综艺节目，却吸引了6家品牌商争相投放广告，开播未满8周，视频播放总量轻松破亿，令出品方爱奇艺“名利双收”。
《奇葩说》的“奇葩”之处不仅在于节目本身的火热上，其制造的后续话题声量同样超过了其他网络综艺。“伴侣手机要不要看”、“份子钱该不该被消灭”、“这是个看脸的社会吗”、“没有爱了要不要离婚”、“漂亮女人是拼男人还是拼事业”……当眼前飘过这样一系列话题时，你是不是也有想表达的冲动呢？没错，这便是《奇葩说》想要达到的效果。到目前为止，“看脸有罪吗”、“相亲就该AA制”、“消灭份子钱”等多个话题以总数超过130万的提及量位列微博话题榜前茅，微博话题讨论量过10亿。
台前是三个男人，台后则是一个85后女制片人率领的年轻团队。在最后一期节目录制前，《奇葩说》制片人牟頔接受了《首席娱乐官》专访。2014年对牟頔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这一年她率领20多人的小团队出走央视，加盟爱奇艺。如何打造一档奇葩的说唱节目？如何让一档互联网综艺节目名利双收？来听听牟頔娓娓道来吧。
最大的特点是“即兴的真实”
和蔡康永第一次见面被问30多个问题
首席娱乐官：你到互联网公司来，能适应这样的节奏吗？
牟頔：肯定是有压力的，但是跟之前在体制内的压力不太一样，就是在内容上的压力没有那么大，因为在内容制作上互联网给的自由度，给的这种宽容度是比体制内要大得多，很多限制没有那么强，比如说时长的限制，话语权的限制。但是对整个结果考核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原来在体制内做节目其实你只需要在乎收视率一件事，你不需要在乎它的商业价值。而在爱奇艺做这个节目是要综合考量你的收益的，这个收益不光包括你的点击率，点击率只是其中最基础的。
首席娱乐官：最早拉到的广告赞助应该是美邦的5千万，是不是很艰难？
牟頔：在拉赞助的时候，导演组要给予很充分的配合，因为你是最了解内容的，所以前期销售团队会冲在前面去铺垫客户的关系，跟客户推介有这么一个项目，让客户先感兴趣。但是真的要让客户掏几千万，几百万出来的时候肯定是要懂内容的人冲到前面去。马东工作室有专门的负责内容和销售中间衔接环节的团队，会把我们内容的语言转化成销售的语言。
作为导演团队要干的事很简单，你要针对客户去提供方案，比如说我们跟美邦，我们可能改了大概7、8次PPT，除了要讲你卖的内容是什么，你还要提供给客户的是为什么你跟它是合适的，你的调性和它的调性是哪里匹配，还要提供你到底可以提供多少种玩法，让它植入进来。
首席娱乐官：后来随着这个节目的影响力起来了以后，商业谈判是不是轻松许多？
牟頔：我们除了美邦是在没录之前就定下来了要冠名的，剩下的5个都是追投进来的。因为美邦的5千万算是互联网综艺节目的第一大单，而且是第一季节目就签了这么大单。然后那个时候的遇到的状况就是没有客户敢对一个第一季的纯原创的，没有任何国外模式可以借鉴的，纯互联网独播的节目投那么多的钱。但节目的口碑出来了以后，就不一样了。
我觉得口碑很重要，有的客户不是看到你第一期出来击量咔咔就上几千万或者怎么样，他可能就是看内容，觉得这个我喜欢看。包括我们后来跟很多客户谈判的时候，他们自己内部的很多小朋友，新入职的一些员工都在讨论这个项目，那老板听到了说年轻人怎么都在看这个节目，那是什么项目，可能就产生兴趣了。
首席娱乐官：这个口碑传播是不是跟你们在知乎、微博上的这种跟粉丝的互动有关系？
牟頔：口碑我觉得需要分两方面，一方面是指你得宣传的内容，那你通过各种传播的渠道让更多的人知道是非常必要的；另外我觉得真的得看内容本身。这就要说到怎么把内容做好，从最开始的选题，包括你请的人之间有没有化学反应，然后去哪找这么多的好玩的选手，现场如何控制，灯音美服都如何配置，包括后期，每一步都要很精致。
首席娱乐官：你们会去控制节目的节奏吗？
牟頔：我觉得我们节目跟其他说话类节目，最大的不同就是即兴，即兴的真实。在选手真的上场之前他们能说成什么样谁心里都没数，而且他们之间互相的这种争辩，甚至有的时候到小小的这种攻击能够强烈到什么程度也没有人能够预判。
首席娱乐官：那你们原来预期的是这个节目能够在年轻人当中产生什么样的反响？
牟頔：我们原来并没有指望辩论这件事情引起多大的共鸣，因为说实话辩论在90年代它兴盛过，但是当我们策划的时候，大部分特别是行内人的反应就是辩论怎么可能有趣。
所以我们当时想要引起年轻人共鸣的方式不是靠辩论，是靠说一些他们在生活中纠结的问题，比如早恋、离婚、出轨等。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相信观点的力量，就是你可能也在讨论没有爱了要不要离婚，但是你能想到的思维的层面可能最多三层，而我们有十个奇葩，这十个奇葩起码要提供十种不同新鲜的观点，那你在这里面能获得的能量和你自己在家闷头想的能量肯定是不一样的。
我们后来也在看微博上一些评论，很多人都会说，这个选手怎么能够给出这样的见解，就是他们的观点是正常人想不到的，就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内容，那这个是保持这个节目抓人的一个很重要的点。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这三个明星导师的配合，我们的赞助商也说，如果高晓松加蔡康永加马东，做的说话节目都不好看，那中国人里面想要把说话节目做好看的人应该也不多了。说话界的这种顶级人物产生的化学反应也是我们比较有信心的。
首席娱乐官：那当时叫蔡康永过来困难吗？
牟頔：挺难的呀，康永哥，他很细腻的。他最开始在探问我们说这个节目会是什么形态的时候，提了很多很有技巧的问法，比如说他说你们录一期节目会用多长时间，我们根本摸不清楚他的意思是希望长还是希望短，我们就会按实话说，如果是60分钟的节目我们顶多录70分钟。从这里我们试探他很注意的一个点，就是不要没有效率地工作。
他第一次大概问了累计有30多个问题，你要一个一个细心地回答他，而且要真诚，但凡有一点虚假他会马上拆穿你，说我觉得你讲的可能不是真实的想法，然后当你回答了所有的问题，并且让他觉得你很真诚，这个事情是靠谱的他才会答应来。我们在他来之前大概有过两三次见面，每一次都是在探讨内容，然后询问你要不要来，都没有给确定答案，一直到他解决了心中所有的疑团。
用互联网工具优化节目制作
做互联网自制综艺行业标杆
首席娱乐官：《奇葩说》会有一些衍生产品吗？
牟頔：我觉得衍生品可以多层次的理解，在节目上线的同时我们的电商平台就已经在做衍生品了，都是一些小的周边产品，所以我们的变现能力很强，我们的变现的渠道也很多，节目本身这个核心内容还是要精致，然后商业衍生交给更专业的同事去做。
首席娱乐官：现在各大视频网站都在推综艺节目自制，哪家的投资力度都很大，爱奇艺对于《奇葩说》的定位是什么样子的？
牟頔：马老师一直在强调就是要做行业标杆，但并不指望说我要做所有综艺节目的NO.1，而是希望在互联网的自制领域，能够要让别人看到爱奇艺是遥遥领先的。我觉得现在其实可以这么说，因为很多互联网平台都在做自制综艺，但是真的在口碑、点击率、商业价值各方面都能够做到我们现在这个水准的是屈指可数的，所以我们就是要做行业标杆，这是肯定的。
首席娱乐官：为什么会想到设置女神这样一个环节？请这些明星的价钱应该也不便宜吧？
牟頔：三个大老爷们在一块，虽然他们能量很高，但是互联网是很多元化的，你不能排除一定有屌丝喜欢看美女，一定会有男生喜欢胸大无脑，一定会有男生喜欢卖萌装傻。所以当时是其实也是马老师提出来的，他觉得应该有一个女孩坐在他们三个人中间，哪怕这个女孩不用有很犀利的观点，不用逻辑思维很清楚，她就在那负责插科打诨就够了。至于女神跟节目的气场合不合，这个也只能是试出来的，真的得到现场才能力感受到。
首席娱乐官：节目录制播放期间，你觉得有哪一些让你觉得比较奇葩的现象你一开始没有想到。
牟頔：最让我们想不到的是这个节目无意当中改变了一些人，包括这些奇葩选手，和三个导师，很多人。包括晓松老师对这个节目的投入度，他也是一个逐渐递增的过程，所以甚至我们公司内部，我们的大老板，几乎所有的人，对这个都有一些改变。这就是《奇葩说》让我们看到非常好玩的地方，就是通过一档节目可以让你改变一些观念。
《奇葩说》做这个节目的精髓是说这个世界上有无数的声音，你可以停下来听一听别人是怎么讲的，那么这是一种改变。后来发现它可以改变一些人的想法，所以这些人的生活状态可能都会改变。我觉得这是做一档节目很好玩的地方，就是我们也愿意去记录和感受这些东西。
首席娱乐官：你刚才说到改变，其实广电总局前段时间突然间出了一个关于整顿网络语言的文件，对奇葩说这样的互联网节目肯定有影响，你有什么感想？
牟頔：我们不是因为广电总局，我们一开始就说我们是有底线的，所以我们自己就觉得不应该传播的内容我们自己会把它嘀掉，或者把它剪掉。
真正我们在节目制作过程中的一些思路的改变主要体现在对内容的调整上。因为我们是电视体制出来的一个团队，所以我们一开始做节目还是有一些电视思维的，比如形式感，比如说赛制，比如铺垫，有情绪的铺垫才能产生高潮，高潮往后放，这些都是电视节目的时候的一些基本的规则。
后来我们发现互联网视频是快消品，互联网观众看视频一定是从头开始看的，前3分钟如果你没抓住我我就关掉不看了。这个原则是在我们最开始编辑的时候没有的，后来我们发现你不尽快给观众看干货你就面临着被关掉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后来的剪辑就是越来越快，越来越把精彩内容提前，这是在不断变化的。
再比如说我们也在试选手能玩到、能嗨到什么程度，他们的调性能到什么程度，然后我们慢慢发现大家还挺玩得开的，我们可能就会把现场话语的开放程度再放得烈一些，这个也在每一期调整。
再比如说原来我们以为赛制要很严谨，后来马老师说现场的赛制就是随便，就是看心情，是因为我们发现观众其实也没那么在乎选手一定要得多少分才能进到下一轮，或者一定要怎么排名。他们在乎的就是一些爆炸性的金句，一些有趣的观点，所以我们也弱化了赛制这一部分。
这些都是我们刻意为之的，在制作的过程中随着评价、随着看到的口碑的然后做出的调整。
via 首席娱乐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