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谁最牛逼】罗振宇：谁有问题谁牛逼

本文是罗振宇老师关于凯文·凯利《必然》的第12篇读书笔记。

人类的思维模式总是向问题要答案。答案比提问更重要。

被考场折磨出来的中国人，总是向答案要正确，用正确性去刷存在感。

所以，凯文·凯利下面的这些观点，接受起来有点困难。对中国人来说，尤为困难。

那好，我们就跟着凯文·凯利一步步地去论证——

为什么“提问”比“回答”要重要。

过去，大家都认为，人们不可能分文不取地工作。即便真的不要报酬，没有老板，也制造不了有用的产品。然而今天，像维基百科、Youtube这样的基于互联网的经济成果，完全是由志愿者不计报酬或是在没有老板的情况下创造的。

过去，大家都曾经认为，人们天生希望保护隐私，但现在，从早到晚完全公开分享这种“不可能”的事情还是出现了。

每天都有过去不可能的事变得可能，并且这种情况会持续下去。但，为什么是现在？

是什么打破了“可能”和“不可能”之间古老的界限？

在我看来，如今发生的那些“不可能”的事都体现了一种更高级的新型结构。它们是大规模合作和大量实时社会互动的结果。

相对于一堆细胞，组织是一种更高级的新型结构；相对于人类个体，新的社会结构好比组织。

新的层级结构会酝酿出新的事物，发生了低层级中不可能出现的行为，就好像组织能够做到细胞完成不了的事。维基百科、Linux、脸谱网、优步、互联网，甚至人工智能这类群体结构能够完成工业时代人类无法完成的事。

长期以来，人类都在发明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从法律、法庭、灌溉系统、学校、政府、图书馆直到文明本身这个规模最大的组织。这些社会工具让我们成为人类，使我们的行为从动物的视角看来是“不可能”的。

比如，人类发明了书写记录和法律后，在我们的近亲灵长类中不可能实现的公正，才变得“可能”。在口头文化中，这种公正也不会出现。

灌溉和农业系统中的合作，产生了原本更加“不可能”的诸如预测、事先准备这类行为，以及人类对未来的敏感。

人类社会向生物圈展示了各种先前不可能实现的行为。

人们改变社会交往方式的步伐才刚刚启动。

人类还处于发明真正的全球组织的初期阶段。一旦我们把自己置身于全球实时同步的社会，之前不可能的事将真正开始以爆发的方式变成现实。

社会组织形式正朝着极端巨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以及极端快速（光速）的方向发生结构性转变，卷入其中的人类将以新的方式互相联通。

大多数关于人类的事实都是基于个体的，可10亿人互相联通的方式或许有100万种，其中每种都能透露出有关我们的全新事实，创造出全新的特性。

实时、多样以及逐渐具有全球规模的联通方式将出现在大大小小的事物中，而我们会在一个新的层级上运作，由此得到的“不可能”的成就会不断让自己感到惊讶。

确定性自身已经不像从前那样确定了。

对于任意一条知识，你很容易就能得到一个反对观点。任何一个事实，都有它的反事实。互联网的超链接属性将让这些反事实凸显出来。

你不能依赖专家解决问题，因为每个专家都有一个与其相对的反专家。因此，我所学到的任何东西都会遭到无处不在的反事实的侵蚀。

相比于从专家那里得到事实，我更愿意从网络上流动的事实中拼凑出自己认为确定的事。

科学包含一个悖论：每个答案都会孕育至少两个新问题，因此，使用的工具越多，答案就越多，相应的问题也会更多。

望远镜、放射镜、回旋加速器、粒子加速器不仅拓展了我们的知识，还拓展了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无论是向外探索宇宙的“暗物质”和“暗能量”，还是深入研究人类的脑科学，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知。我们甚至说不出自己不知道什么。上述的这些发明能帮助我们窥探自己的无知。

我们曾经以为，如果知识呈指数增长，我们应该很快就能消除困惑。然而实际情况是，我们不断发现更大的未知领域。

因此，虽然我们的知识量呈指数增长，但是问题的数量同样会以指数级的更快速率增长。两条指数曲线之间逐渐拉开的差距本身就是指数级的。这个差距就是我们的无知，它正在呈指数增长。

换句话说，科学作为一种手段，主要增长了我们的无知而不是我们的知识。

一项技术或工具的颠覆性越强，它生成的问题越具有颠覆性。我们可以预计，人工智能、基因操控、量子计算这些近在咫尺的未来技术将接二连三地释放新的重要问题，即我们从没想过要问的问题。

事实上，我们还没有问出最重要的那些问题。

每年，人们在网上的提问多达2万亿个，而搜索引擎给出了相应数量的答案。其中大部分答案质量很高，不少答案令人拍案叫绝，而他们都是免费的！

当我们知化更多书籍、电影以及物联网时，答案将无处不在。我们正迈向每天询问几百个问题的未来生活。大多数问题和自己以及朋友相关： 

“老王在哪儿？” 

“下一班公交车是几点？” 

“这种零食好不好？” 

每个答案的“制作成本”将微不足道。搜索答案，将不再是发达国家的奢侈品，而是全世界的必需品。

我们很快就能用交谈的口吻询问“云端”任何问题。比如: 

谁赢得了1974年年度最佳新秀奖？ 

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宇宙会一直膨胀下去吗？

答题机器会毫不犹豫地提供关于任何主题的深刻、模糊以及复杂的事实性知识。

答案将变得廉价，而问题会变得更有价值。

巴勃罗·毕加索在1964年就聪明地预测到这个结果。他说：“计算机是无用的。它们只能给你答案。”

因此，一个到处都是超级智能答案的世界鼓励人们对完美问题的追求。

什么才是完美的问题？讽刺的是，最好的问题不是能让我们得到答案的问题，因为答案随处可见，答案正变得越来越廉价。

一个好问题值得拥有100万种好答案。

一个好问题就像爱因斯坦小时候问自己的：“如果和光线一起旅行，你会看到什么？”这个问题开启了相对论、质能方程E=MC2以及原子时代。

一个好问题不能被立即回答。

一个好问题挑战现存的答案。

一个好问题与能否得到正确答案无关。

一个好问题出现时，你一听见就特别想回答，但在问题提出之前不知道自己对此很关心。

一个好问题创造了新的思维领域。

一个好问题重新构造自己的答案。

一个好问题是科学、技术、艺术、政治、商业领域中创新的种子。

一个好问题是探索、设想、猜测，带来差异和分歧。

一个好问题处于已知和未知的边缘，既不愚蠢也不显而易见。

一个好问题不能被预测。

一个好问题是机器将要学会的最后一样东西。

一个好问题代表受教育的头脑。

一个好问题能生成许多其他的好问题。

我们永远需要事实、秩序以及答案。它们并没有离开，而是和微生物以及混凝土材料一样，成为文明的大块基石。 

但是生活和技术中最活跃、最有价值以及最多产的那一面，将位于前沿之中，处在充斥着不确定性、混沌、流动性以及各种问题的边缘地带。

能够生成答案的技术将继续得到重视，以至于答案会变得即时、可靠、无所不在，并且几乎免费。但是能够帮助我们生成问题的技术将获得更多青睐。

提问比回答更有力量。

举个例子—— 

这两年，“互联网思维”这个词很热。 

但是很快被黑得很厉害，几乎没有人再敢谈论，几乎谁谈谁就是骗子。 

我是为数不多的，至今还在津津乐道“互联网思维”的人。

除了脸皮厚、不怕黑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这个词对我来说，是个问题，而不是一个答案。 

我们用什么样的认知模式才能适应这个新时代？ 

答案每天都不一样。

喜欢答案的人很痛苦，因为他的世界不断崩塌。 

喜欢问题的人很欢乐，因为手中的慧剑很锋利。 

当答案稀缺的时候，谁有答案谁是精英。 

当问题稀缺的时候，谁问题好谁就牛逼。

罗振宇｜罗辑思维联合创始人兼主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