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左虎平 来源|共识网
六七十年代，我在枞阳横埠乡下放牛、读书生活了十七八年，儿时就无数次的听到长辈们讲述桐城派三祖之一刘大櫆的一些轶闻趣事，刻骨铭心，至今难以忘怀。
记得听长辈们说，刘大櫆(kuí)出身于耕读世家，祖、父均为秀才，塾师兼事农作。大櫆曾自言“家世皖江侧，薄田十亩余。”幼年，从父读书，(一说刘大櫆为汉高祖刘邦长子齐王刘肥后裔，陈洲刘氏伯二公第十八世孙，属先字辈)。并且刘大櫆的顾里汤沟镇陈家洲就是我外婆家的附近，离我的老家横埠镇也只有20几里路程。
桐城派大家刘大櫆的曾祖父南高公，名曰耀，号弢伯，南高是其字。明崇祯辛巳年(1641年)以“宾贡任歙学训导，赴京三月，闻国变回籍”(《陈洲刘氏家谱》)，后“卜居合明山(枞阳县横埠镇)，构别业，莳花木”(左海《广文南高公传》)，“超然于风尘之外，杜门二十余年，足不履市”(《十五世弢伯公赞》)。《陈洲刘氏家谱》又记载：南高公生于明万历戊子年(1588年)，卒于康熙戊午1678年，享年九十有一。在合明山“杜门二十余年”，就是说南高公最迟也当在1658年由枞阳汤沟陈洲迁居于此。
刘大櫆父柱，字个甦，号沧洲。生于康熙辛亥年(1671年)，即于南高公卒前七年出世。而南高公之子，即刘大櫆祖父刘甡，字亚瞻，于康熙庚申年(1680年)辞世。“时，吾父八岁，童然在侧”(刘大櫆《章大家行略》)。甡“没之三年”，大櫆之父柱，“梦[父]立于合明双桂之间”(方苞《十六世亚瞻公传》)。据此记载，由于刘柱在十多岁时，梦其父与合明山庄双桂之事，则可推定刘大櫆父亲刘柱生于斯地当无疑问。
承上可厘清：南高公始迁居合明山庄，子亚瞻于此间生活凡二十五年左右至终;孙沧洲生于此乃三代同堂。至康熙戊寅年(1698年)刘大櫆生，为第四代。后来刘大櫆在给姚范(姚鼐伯父)诗中云：“老屋百年存”，其实当时不过六、七十年耳。
康熙丁酉1717年，刘大櫆祖父刘甡侧室章氏以八十有二岁卒。当时刘大櫆刚刚二十岁，作《章大家行略》，文中云：“櫆七岁，与伯兄(大宾)、仲兄(大醇)在外庭读书。”可知，其时大櫆父沧洲已在合明寺延塾师、开家学为子姪启蒙。方建钟在其《十八世石庵公记》中记道，大櫆从弟陈纪“尝与诸昆季读学于合明”，可知刘大櫆不唯生于此，读书亦在此。
刘大櫆二十一岁“试童子毕”，先后在乡授徒，写祖居及其山水诗甚多。兹就其有关诗句予以诠释。
大櫆修干美髯，性格豪放，纵声读古诗文，韵调铿锵，喜饮酒，好吟诗。受教于同乡吴直。
雍正四年(1726)，刘大櫆初至京师，年富才盛，文动京师。方苞得其文，常与人说：“如方某何足算耶!邑子刘生，乃国士尔!”(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并赞他是韩愈、欧阳修一流人物，一时名噪京城，士大夫多愿与其结交。雍正七年(1729)、雍正十年(1732)，两次参加贡生考试都只登副榜。
乾隆六年(1741)，由方苞荐举应博学鸿词科，被大学士张廷玉压制落选。张后知大櫆同邑，深惋惜。乾隆十五年，张廷玉特举其参试经学，又未被录取。大櫆60岁后为黟县教谕。几年后告归，居枞阳江滨不再出游，以文学教授生徒，默抑以终。逝世后，葬于今金社乡向荣村刘家苕箕地，墓为省级保护文物。
文学主张
刘大櫆总结和发展了桐城派散文理论。强调神气、音节、字句的统一，重视散文的艺术表观。清《国史·文苑传》说：“大櫆虽游学方苞之门，所为文造诣各殊。方苞盖取义理于经，昕得于文者义法;大櫆并古人神气音节得之，兼及庄、骚、左、史、韩、柳、欧、苏之长。其气肆，其才雄，其波澜壮阔。”所著《论文偶记》，既肯定内容的重要性同时注重法度、技巧。他继承归有光将小说、戏曲描写手法用于散文写作的创作手法。强凋字句、音节之妙，风格、意境之美，较之空谈“文以载道”是一大进步。方东树曾说：“学博(刘大櫆)论文主品藻，侍郎(方苞)论文主义法。”方苞深于经学，对文章提倡义法，用笔严谨，简明确切;大櫆兼重古文的神韵，博采《庄》、《骚》、《左》、《史》、韩、柳、欧、苏之长，才气雄放，波澜壮阔。形成“日丽春敷，风云变态”的风格。不仅如此，大櫆对“阳湖派”的形成影响也很大。
刘大櫆继承荀卿、王充、刘禹锡、柳宗元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认为“天道浑然无知”，“人之穷通寿夭”以及家之殃庆均与天无关。他的关于“理欲观”的议论与戴震近似，主张“本人情以通天下之和”，承认人的合理欲望，使“天下之民，有以各安其生，复其得于天固有。”他认为君臣只是“共事”关系，指出婚姻要“恩合”。故清末民国初著名文人刘师培说在桐城派作家中，“惟海峰较有思想”。
主要弟子
刘大櫆仕途不得志，终身以授徒为业，其弟子以桐城姚鼐、王灼、歙县吴定、程晋芳、常州钱鲁斯等最为著名。在刘大櫆诸弟子中，姚鼐学宗方、刘，由欧王入左史，其文纡徐卓荦，风格雅洁醇正，为桐城古文正传。乾隆间，钱鲁斯(又名钱伯埛)与王灼一起以“师说”传诵于阳湖恽敬、武进张惠言。恽、张二人始尽弃骈俪之学，专治桐城派古文，恽文廉悍，张文渊雅。其徒又有阳湖陆继辂、董估成、董祜诚，武进董士锡、张琦，谢士元、汤春帆，无锡秦小岘，山阴杨绍文，钱塘戴熙等数十人，自成体系，世系“阳湖派”。其所传均方、刘家法，实为桐城派初创期的别支。
主要作品
刘大櫆著有《海峰先生文集》10卷、《海峰先生诗集》6卷、《论文偶记》1卷、编《古文约选》48卷、《历朝诗约选》93卷，纂修《歙县志》20卷等。较有代表性的有《答吴殿麟书》及《论文偶记》等篇章。[2]
史籍记载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五·列传二百七十二·刘大櫆传 刘大櫆，字才甫，一字耕南，桐城人。曾祖日燿，明末官歙县训导，乡里仰其高节。其后累世皆为诸生，至大櫆益有名。始年二十馀入京师，时方苞负海内重望，后生以文谒者不轻许与，独奇赏大櫆。雍正中，两登副榜，竟不获举。乾隆元年，苞荐应词科，大学士张廷玉黜落之，已而悔。十五年，特以经学荐，复不录。久之，选黟县教谕，数年告归。居枞阳江上不复出，年八十三，卒。
作品欣赏
诗作
《西山》
西山过雨染朝岚，千尺平冈百顷潭。
啼鸟数声深树里，屏风十幅写江南。
《观鱼》
结庐负山麓，门外临重湖。
微云过疏雨，高天澄霁初。
夕阳欲西下，曳履往观鱼……
《山中暮归》
一路寒山起暮霞，山前流水寺前花。
昏鸦满树钟声动，马影残阳直到家。
《山行》
莲花庵下午风清，散步深山曲径平。
万里空青孤日影，一林浓绿乱莺声。
散文
《骡说》
乘骑者皆贱骡而贵马。夫煦之以恩，任其然而不然，迫之以威使之然，而不得不然者，世之所谓贱者也。煦之以恩，任其然而然，迫之以威使之然而愈不然，行止出于其心，而坚不可拔者,世之所谓贵者也，然则马贱而骡贵矣。虽然，今夫轶之而不善，榎楚以威之而可以入于善者，非人耶?人岂贱于骡哉?然则骡之刚愎自用，而自以为不屈也久矣。呜呼!此骡之所以贱于马欤?
《论文偶记》(节选)
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曹子桓、苏子由论文，以气为主，是矣。然气随神转，神浑则气灏，神远则气逸，神伟则气高，神变则气奇，神深则气静，故神为气之主。至专以理为主，则未尽其妙。盖人不穷理读书，则出词鄙倍空疏。人无经济，则言虽累牍，不适于用。故义理、书卷、经济者，行文之实，若行文自另是—事。譬如大匠操斤，无土木材料，纵有成风尽垩手段，何处设施?然有土木材料，而不善设施者甚多，终不可为大匠。故文人者，大匠也。神气音节者，匠人之能事也，义理、书卷、经济者，匠人之材料也。
《游三游洞记》(节选)
中室如堂，右室如厨，左室如别馆。其中一石，乳而下垂，扣之，其声如钟。而左室外小石突立正方，扣之如磬。其地石杂以土，撞之则逄逄然鼓音。背有石如床，可坐，予与二三子浩歌其间，其声轰然，如钟磬助之响者。下视深溪，水声泠然出地底。溪之外翠壁千寻，其下有径，薪采者负薪行歌，缕缕不绝焉。
《游万柳堂记》
昔之人贵极富溢，则往往为别馆以自娱，穷极土木之工，而无所爱惜。既成，则不得久居其中，偶一至焉而已，有终身不得至者焉。而人之得久居其中者，力又不足以为之。夫贤公卿勤劳王事，固将不暇于此，而卑庸者类欲以此震耀其乡里之愚。
临朐相国冯公，其在廷时无可訾亦无可称，而有园在都城之东南隅。其广三十亩，无杂树，随地势之高下，尽植以柳，而榜其堂曰“万柳之堂”。短墙之外，骑行者可望而见。其中径曲而深，因其洼以为池，而累其土以成山，池旁皆蒹葭，云水萧疏可爱。
雍正之初，予始至京师，则好游者咸为予言此地之胜。一至，犹稍有亭榭。再至，则向之飞梁架于水上者，今欹卧于水中矣。三至，则凡其所植柳，斩焉无一株之存。
人世富贵之光荣，其与时升降，盖略与此园等。然则士苟有以自得，宜其不外慕乎富贵。彼身在富贵之中者，方殷忧之不暇，又何必朘民之膏以为苑囿也哉!
《章大家行略》
先大父侧室，姓章氏，明崇祯丙子十一月二十七日生。年十八来归，逾年，生女子一人，不育。又十余年，而大父卒。先大母钱氏，大母早岁无子，大父因娶章大家。三年，大母生吾父，而章大家卒无出。大家生寒族，年少，又无出，及大父卒，家人趣之使行，大家则慷慨号恸不食。时吾父才八岁，童然在侧，大家挽吾父跪大母前，泣曰：“妾即去，如此小弱何?”大母曰：“若能志夫子之志，亦吾所荷也。”于是与大母同处四十余年，年八十一而卒。
大家事大母尽礼，大母亦善遇之，终身无间言。櫆幼时，犹及事大母。值清夜，大母倚帘帷坐，櫆侍在侧，大母念往事，忽泪落。櫆见大母垂泪，问何故，大母叹曰：“予不幸，汝祖中道弃予，汝祖没时，汝父才八岁。”回首见章大家在室，因指谓櫆曰：“乃父幼孤，以养以诲，俾至成人，以得有今日，章大家之力为多。汝年及长，则必无忘章大家。”时虽稚昧，见言之哀，亦知从旁泣。
大家自大父卒，遂丧明。目虽无见，而操作不辍，櫆七岁，与伯兄、仲兄从塾师在外庭读书。每隆冬，阴风积雪，或夜分始归，僮奴皆睡去，独大家煨炉以待。闻叩门，即应声策杖扶壁行，启门，且执手问曰：“书若熟否?先生曾朴责否?”即应以书熟，未曾朴责，乃喜。
大家垂白，吾家益贫，衣食不足以养，而大家之晚节更苦。呜呼!其可痛也夫。
刘大櫆的贡献
刘大櫆好工文辞，以才气著称。29 岁时，应举入京师，王公贵人见其文，无不叹赏以为昌黎复生。同乡方苞读后极为叹服：“如苞何足算耶!邑子刘生，乃国士尔。”但两中副榜贡生，竟不及举。乾隆初，诏举博学宏辞，方苞以大荐;及试，为大学士张廷玉所黜;后张氏闻为大，深感惋惜。乾隆十五年(1750 年)，又诏举经学，张廷玉乃独荐刘大櫆，但经学本非其长，又被黜。这时，刘大櫆既以文名著于京师，于是诸提督学政都邀刘至幕下，任校阅。晚年为黟县教谕。在黟三年，复移主讲歙县问政书院，黟歙之士多从他受业。不久，归老枞阳江上，从学者益众。弟子中以姚鼐、吴定最有名。
刘大櫆早年抱明经致用之志，“常希以泽及斯民为任”，既屡试不中，又“与缙绅之士终无遇合，退而强学栖迟山陇间”，以是心常抑郁。刘大櫆的文章，除一部分属宣扬封建道德及于时求用的作品以外，其余书信、序跋、杂记之类大多因事抒怀，往往在正统观念及乐天知命思想的掩盖下，曲折地透露出怀才不遇的悲愤之情。他的文学活动，主要在乾隆时期。清初士民的反清潮流对他已没有多少影响。但他作为一个下层知识分子，在散文中，多少看出一些贤愚颠倒、世间不平的社会弊端。他的文章既少歌功颂德、妆点“盛世”，也不多指斥时政、揭露现实黑暗，其代表着下层正统知识分子的一般思想状况。
刘大櫆与方苞虽并无师承关系，但他对方苞极为敬佩。方苞对他的散文也极推重。刘氏继承了方苞的“义法”理论，认为为文应“义法不诡于前人”(《姚南青五十寿序》)，但又有重要的补充。刘氏在接受方苞“义法”说的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因文以见道”这个内容形式的关系的简单化、颇带道学气的认识，而在并不完全依附于道的散文艺术美方面，发挥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在这方面，正是方苞“义法”说所缺少的。
在散文艺术方面，刘大櫆突出地提出了“神气”说。本来，戴名世在《答张、伍两生书》中，已经提出过“精、气、神”统一的主张，但方苞只从语言的角度采取了戴氏的关于“精”的主张。刘大櫆则不然，他强调了“神气”问题。在他的《论文偶记》中说道：“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曹子桓、苏子由论文以气为主，是矣。然气随神传，神浑则气灏，神远则气逸，神伟则气高，神深则气静，故神为气之主。”文中所说的“神”即精神。具体地说，就是作者的心胸气质在文章中的反映。刘大櫆的所谓“神”，侧重于感情，是更富有个性的。“气”指洋溢于文章字里行间的气势，它是决定于“神”的。“神”与“气”的趋于统一，从而逐步形成文章的艺术境界。
强调境界的美，就不应拘守陈法，不能只满足于文章的严谨精通、文字顺然，正像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所言：学古人“不得其神而徒守其法，则死法而已”;刘氏还强调散文节奏的变化：“譬之管弦繁奏中，必有希声窃渺处。”另外，刘氏还要求散文的语言“情韵并美，文采照耀。”在刘氏的作品中，有些正是如他说的那样，如《马湘灵诗集序》一文，文中对马湘灵使酒发狂、慷慨悲歌情景的描写颇为传神，可谓有“神”有“气”。
刘大櫆论行文的“能事”，分为三个步骤：“神气”，文之最精处也;音节，“文之稍粗处也”;字句，“文之最粗处也”。至于这三者的关系，他认为：“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但神气如何见于音节，音节又如何准之字句?因此他又说：“音节高，则神气必高;音节下，则神气必下。”“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刘氏这样先立神气以为文法的最高妙处，然后求神气于音节，再求音节于字句，就使得向来把神气讲成抽象不可捉摸的东西，变为督促检查而可以有着手之处了。这是刘氏文论的独到之处，也是他胜过前人的地方。刘氏还强调学古离不开“今”，在学文做文方面要有具体的途经可寻，对此他又有一些具体的做法，这些遂使桐城之文成为平易雅洁比较近于规范化的散文。当然，这就不免过于拘泥。但这比起方苞的“义法”说，应该说桐城文论在刘大櫆之时有所发展，影响也更大了。
左虎平2015.9.3於芜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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